县海面，沿山县西海岸经关门海峡返回和歌山县的胜浦。

为了行联络，这时在岛县滨田港让一人先上岸。该船于十一月底驶抵胜浦港，文件和情报都由在大阪碰的釜木给了卡比亚机关。

可是次年一月，釜木等七人和密仪制造公司的常务董事，突然以走私嫌疑遭到逮捕，由大阪地方检察厅提起公诉。

伊东信夫闻讯，当即要求方设法释放这一伙人。但是军却说，当时本来派了六名宪兵在伏木港准备加以保护，而船却驶回胜浦，这是违背了约定，反而把前去请求释放的伊东信夫申斥了一顿。

以后，军加了监视，法公审时竟派特工人员前往旁听，并要求负责的副检察官向军提报告。被告釜木不但平素间受到监视，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当他由大阪地方检察厅审讯后返回东京的时候，大白天就在银座被军捉了去，落了个监禁在巢鸭附近的一所建筑里的下场。军曾一度把他释放，可是同年夏天，釜木又以与北朝鲜间谍事件同谋的罪名而被捕，仍关巢鸭监狱。

大阪地方裁判所在开公审时，曾要求引渡，军声称釜木患了病，竟把他送军的陆军医院里禁一个月的事情。

这艘走私船是取得了军的谅解才被派往北朝鲜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伊东甚至向卡比亚要了包括保障釜木等的人安全的八项谅解的协议书。

伊东信夫方面没有什么差错。他曾和情报长威廉斯面谈过，威廉斯把他介绍给卡比亚。当初军方面连他们的人安全都保障了，并且保证对该计划给予全面协助。如今却借船没有靠伏木港这样一个微不足的违约之，竟然指使当局以走私嫌疑对工作人员起诉，并且予以囚禁，这究竟原因何在呢？

问题就在这项特殊工作的计划者是外务省官员伊东信夫。这使内务省官员们大为震怒，因为外人任意闯他们的势力范围，把他们的工作打了，而且与军总司令民政局关系良好的检察当局似乎也有一手。情报同民政局一向不和。可是这件事的真正病就在伊东信夫不是内务省官员。伊东信夫象这样一个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前情报局总裁，竟落得这么个下场。

川上久一郎回忆起这件事，就想到官僚之间的争权夺势有多么激烈。

可是川上久一郎很自信。他大学毕业后一内务省，就看官僚这类人如何只知拚命保卫自，对工作则颟顸无能。

川上久一郎对这现象十分反。或者勿宁说是由于相当自负，他才有这样的想法。他常常对心腹的下说：

“我讨厌透了如今的官僚这人。因此，我自己虽然也是官员，我却要一些那帮家伙不了的事。所以我是随时揣着辞呈在工作的。”

这是他对知心的下讲的，而且是酒后之言，但是他确实有这样的决心。川上久一郎接受总理厅特别调查首任长这一任命时，决心就更大了。他自己也认为，在某意义上，这是近乎悲壮的决心。

现在，在他的调查里，有从外务省、大藏省和通商产业省调来的官员。确切地说，他们代表各自机关的势力，官员们上说是效忠国家，其实他们效忠的是原机关。他们为原机关争预算。开支也是一样，与其说是为了国家，倒不如说是为了机关。效忠机关，就直接意味着自己的地位会上升。

当局曾在社会上扬言总理厅特别调查的是内阁的宣传工作。正因为人们怀疑它是战时情报局的改换面，工作人员就需要更加慎重，表面上装成是安分守己的官员。而且必须就各自担当的范围，在本来的目的——情报活动方面取得成绩。

他们在总理厅的建筑后面设立了调查本，在那里办公。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切实掌握各自的情报网，都必须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机关”如果工作人员姓小林，就叫作“小林机关”而且，彼此在谍报活动方面行接时，一不留神就会被对方抄了自己的后，不能麻痹大意。情报活动据其质和内容，有时隶属大藏省，有时设在通商产业省系统之内，有时则由外务省来担任。还会列为内务省警察门的工作。作为特别调查的负责人，这是麻烦而伤脑的事。

更糟糕的是，同为内务省官员，还有警察方面和行政系统之间的派系斗争。单以警察方面来说，就有各复杂的系统，不断地伺机钻对方的空。官员之间就象是勒耳那的多蛇（希腊神话中的九蛇，为英雄赫尔克里斯所斩除。——译者注）那样，互相噬咬。

“和约”生效后，日双方派到“国政府情报机关和国驻军情报机关的情报联络以及针对苏联代表机构的治安对策的联络协议会”的委员们不时举行会商。

日本方面席的有国警、保安厅、公安调查厅、外务省、法务厅等的长官或次长。川上久一郎担任这个日联合委员会的事，因为他的职务是总理厅特别调查长——那是最适合这些会议的质的政府机关。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川上久一郎对主持这样的日联合委员会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