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敢如此断言，想必有所凭据？”

“敢问康时，辽主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又为先帝罢朝，亲率百官祭奠，仅以局外人观之，康时以为辽主是何心态？”

唐康一时竟是被问住了，他沉了一会儿，方有不太肯定地回：“仲麟兄之意是辽主心中亦迟疑难定？”

“我既不知辽事，亦不晓兵事。然我并不相信辽主会因我朝遭逢国丧，恪于秋之义而罢兵，那么辽主如此作为，以常理推断，便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他用疑兵之策，要攻我不备，要么便是他自己亦没拿定主意。”

“但辽主亦算是英主…”唐康难以相信“他当年兵变夺位之时何等果决，岂会…”

范翔摇摇：“这却非我所能知者。若从辽主之赫赫英名之来看，的确是不可思议。然若以常理而言，契丹也罢，大宋也罢，只要大军调动，便不可能瞒过对方——以今日之事论之，辽国君臣非无智谋之士，不可能不知无论他如何设计，朝廷总不敢掉以轻心。故若用疑兵之计，辽主应当是如此虚张声势几次，令我大宋疲于奔命，日久渐生懈怠后，再其不意，大举兴兵，打我一个措手不及。我不知善用兵者，这般疑兵之计要不要真的劳民伤财地大举聚兵，之士我在辽国，见到辽主有事罢朝，有事亲率百官祭奠，当日我也曾亲见到辽主，总觉得他神之间，有些犹疑之态。”

说到此，范翔又摇说：“不过，连我也不知我又没有看走。或许辽主便是要沽名钓誉也未可知。毕竟契丹一向也自诩为承唐之正统，自居为中国…然无论如何，此皆可为可疑者一。”

范翔的解释，的确是儿戏了些，唐康自到大名，便留意北事，若论及辽主耶律浚，真实当之无愧的一代英主，说他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连南侵与否的决心都没有真正下定，这说来，却如何能令人信服？

唐康心里不以为然，只问：“既有可疑者一，便当有可疑者二…”

“这可疑者二…康时当然知所谓的‘四萧王’罢？”康时：“略有所闻。契丹自耶律寅吉、萧素相继病逝后，朝中功勋之臣，便余下楚王萧岩寿、卫王萧佑丹、许王萧惟信、陈王萧禧四人，分掌南北宰相府、枢密院，北人唤之为‘四萧王’。”

“康时既然在大名府，想来许王萧惟信极力主张南犯，陈王萧禧却极力维护两朝同好，这些事情，亦瞒不过康时…”

唐康只笑不语，默认此事。辽国内的这些分歧，无论是苏轼的奏折，还是职方馆的报告，都说得甚是清楚。理唐康不该知的，在范翔使辽之前，甚至都对此一无所知。但范翔也猜得到，以唐康的份，肯定有他的一些特权。

唐康早就知，契丹如今权势最大的四位贵臣，便是所谓的“四萧王”这四人中，萧岩寿为北府宰相，萧惟信为南府宰相，萧佑丹为北院枢密使，萧禧为南院枢密使。辽朝制极为复杂，无论南北宰相府，还是南北枢密院，都各自掌握实权。以地位班次而言，是北、南宰相，要尊于北、南枢密使一些，而萧岩寿与萧惟信的资历，也要远于萧佑丹与萧禧。但是另一方面，在契丹建国的历史上，宰相府原本是采用“世选制”铨选宰相的，也就是说，大辽的宰相，有很长一段时间，必于皇族或国舅族，乃是贵族权利的现。而枢密院之设立，却正是辽主为了化皇权的手段。因此，在这样渊源下形成的辽国官制，便形成一复杂的关系，我有军政实权、位次较尊的宰相府，实际权力，反而不如枢密院。南北宰相府成为次于南北枢密院的权力机构，北枢密使则是群臣之首。所以，辽主虽然以资历较的功勋之臣萧岩寿与萧惟信任北南宰相，却将枢密院由资历较浅，却是他的心腹之臣的萧佑丹与萧禧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