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政治、人生各个方面。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但摒弃了老消极遁世的内容，将“循理而举事”的合理行为视为“无为”从而将其发展为积极“世”的治，要求统治者节、惠民、行仁义，不要行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以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在政治思想上，黄老之学以家为本，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认为“无为”不仅是一超的统治之术，更有丰富的德理内涵。这“无为”非《老》的那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为”而是一新的“无为”学说。

由此可见，两者在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两者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样而已。

那么，两者应该如何合？在什么地方合才能有助于社稷的振兴，中兴大业的成功？对于今日朝廷来说，朝廷的需要，中兴大业的需要，就是两者应该合的地方。

朝廷最需要什么？

大汉律法的绝对威严，令行禁止。

在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

对天和朝廷的绝对忠诚。

百姓安居乐业。

黄老之学的“无为”并非绝对“无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无为（陛下垂拱）臣有为（参等守职，遵而勿失）“法”有无上的神圣。因此，君主在据“”的要求制订了“法”之后，便应一切“皆断于法”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这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公正无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例如，当年孝文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理所谓“犯跸”案与“盗取玉环”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公正无私的态度。朝廷所信奉的这“公正无私”的德思想，使得大汉在立国之初迅速走向了安定和繁荣。

“以法治国，公正无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兴和大汉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经学死死守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本不到这一。

黄老之学的“无为”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无为”又可以称为“无不为”

在《黄帝四经》看来“”虽然“无为”但“”却又生“法”因此作为“执者”的君主的“无为”也应象“”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一“无为”但是，君主虽然可以“无为”大臣们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事事劳，要任其自然，要善于利用和依靠大臣们去理各政事。在臣下奋发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了，但君主并不是什么都不，君主的职责是“虚静谨听”对大臣们理政事的情况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

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二要以作则，摒除私；三要辱皆忘，知足常乐。如此一来，国政就会现“以无统有，执一统众，以寡治众和以静而广”继而“得众心”的国泰民安的局面。

在黄老之学看来，君主如果能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而作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谨，不求名利，谦恭地教导百姓，那么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样，君权神授，皇权至无上，权柄集于君主一，君主为天下之仪表，事必躬亲“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事无细，都要一一过问，那么，则“主劳而臣逸”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长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黄老之学的“无为”提倡皇权和相权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稳定当前的官制，实现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应，君权神授”所主张的君主集权，已经对社稷稳定形成了威胁，朝廷必须起用一新儒学作为国策基础，从而稳定和巩固现行制度，并保证此制能长久延续下去。

黄老之学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二气的对立冲突中“主次，动静”的特，提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理思想。这一和儒家“有德者受天命为天”的观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时，《诗》博士辕固与家黄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

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天，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家说，破帽还得在上，新鞋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孝景皇帝下判断说，吃不吃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请他们不要再争论汤武除桀纣的是非了，其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除桀纣。在孝景皇帝看来，家黄生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思想更有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而辕固的“受天命”理论则会给社稷稳定带来很大危险，它既可用来论证“汉”代“暴秦”的合理，也可以用发动叛和推翻本朝统治的借。“受天命”的观成了当初儒学不能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个辕固后来又与窦太后争辩儒两家的低，窦太后大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孝景皇帝给了他一把好刀，否则他就要被野猪咬死了。）

当今天下，长安有个天，襄有个天，谁是正统？谁应该受天命为天？是不是应该有德行尚的人来受命于天，重建社稷？

今日皇权沦落，谁来皇帝，估计没多少人在意，甚至包括长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对天和朝廷的忠诚还是停留在嘴里。造成这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动，生灵涂炭等等，但儒学衰败是个不争的事实。儒学衰败导致人们对儒家的纲常名教，对于“列君臣父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儒家学说失望到了极致，在很多人的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尊卑有序，贵贱有位，都是胡扯八。

很长时间以来，各方豪雄为了争夺权柄霸占疆土，不惜诛杀无仇之民，攻伐无罪之城，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结果，僵尸动以万计，血漂橹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来绿草茵茵、五谷飘香的原野，变得荒无人烟、满目凄凉，而昔日繁华闹、车龙的城邑，更是成为瓦砾废墟。但就是在这情况下，王公贵族、门阀富豪们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实力穷奢极侈，横征暴敛，为所为，誓死要榨百姓的血。他们吃喝玩乐，穿着陵罗绸缎，住着琼楼宇，家里堆满了金银和钱粮，过着荒生活，而可怜的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四亡，啼饥号寒，人竞相，白骨蔽野。试问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三纲五常？还有什么礼法名教？还有多少人对儒家那一信不疑？

所以，朝廷迫切需要一新儒学，重建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理思想，重建礼法名教，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天和朝廷的威仪，重建大汉王朝的信心和荣耀。

《黄帝四经》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据天地、、四时的自然规律，应该颁布相应的农业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统治者就应“恭俭无为”不要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以“逆天时，民功”更不要大肆搜刮民财而使百姓无法继续生产。而要到这以不涉，不影响百姓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无为”天和各级官吏必须在生活上“恭俭朴素”不尚奢华。

这同样是当前朝廷急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