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迎亲大礼是我和她退朝堂的开始，我们希望通过这场迎亲大礼把这个意思表达来，但你为什么不能理解，却反其而行之？”

“你和殿下退朝堂需要有个前提，那就是小天能控制权柄，能让中兴大业照正确的思路持续推，但现在的形势不到这一，你和殿下无法就班地退朝堂。如果你和殿下现在就明确表示退朝堂，其结果必定是小天无法控制权柄，中兴大业也将迅速崩溃。”

李弘闭上晴，脸上无奈和痛苦之。

“现在的形势很明显，门阀世家、商贾富豪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迫切需要修改官制。虽然新官制名义上集权于天，但实际上是重走社稷败亡的老路。本朝自光武皇帝中兴后，权重尚书台，然而两百年的历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权重尚书台的结果就是后政、皇统屡绝，继而导致外戚、阉把持权柄祸朝纲，最后社稷倾覆。”李玮说“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是确保社稷昌盛的必要条件，而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制是确保皇权和相权得到制衡的最好官制。所以，现在你和殿下不但不能退朝堂，反而要以一势凌驾于长安和行台之上，重创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的庞大势力，从本上铲除他们对朝政的威胁和把持，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清除中兴大业的最大阻碍，为小天完全主政和中兴大业的持续推奠定基础。”

屋内陷了沉默，两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你决定一定要这么？”

“你和殿下既然决定请我来，那就说明你们不愿意放弃中兴大业。既然你们不愿意放弃中兴大业，我李玮即使粉碎骨，也一往无前，绝不后退。”

李弘，缓缓睁开睛，指了指放在榻上的几卷书简“最近我看了《老》、《黄带四经》、《老指归》和《老河上公章句》，还看了《太平经》，对家黄老之学的治国之略有了解。在你看来，襄楷大师和飞燕兄所提的儒相、援儒之策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缓和朝野上下的矛盾，能有助于中兴大业照我们的既定策略持续推吗？”

“完全可以。”李玮信心十足地说“王充、张衡、王符、、蔡邕、郑玄等大师都曾研究过家学术，对《老》、《黄帝四经》等家典籍都曾有过注解。尤其是王充大师，更是利用家学术在《论衡》里把儒家有关天人应、谶纬等等学术批驳得无完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士们对经学的绝对崇拜。很多古文经学大儒在兼采各家之学后，往往在注经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引家思想。所以，本朝其实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儒相的历史，只不过没人主动去说而已。”

“飞燕兄此刻提儒相的建议，不是心血来，而是在儒相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上提来的。他不过在一个适当的机会提了一个适当的儒学改良之策而已，可以说是因时制宜。长安儒士们闻讯后，愤怒、恐慌，上奏弹劾飞燕兄，这正好说明儒相不是无稽之谈，而是确实能对儒学产生某程度的冲击。”

李弘想了片刻，对李玮说：“你应该有了一很成熟的想法，能对我说说吗？”

“敢不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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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不计字数。

黄门鼓是皇家仪仗，列于殿廷，一般在祭祀天地、祖先和朝会、宴享时奏各雅乐。

雅乐是用于郊庙祭祀、秋飨以及朝廷举行的各典礼仪式上的乐舞，乐人多由有一定份的良家充当，乐虽然也有丝竹乐，但以钟、磐为主，是金石之乐。雅乐表演时，舞人俱俱退，整齐划一，闻鼓而，击铙而退，文武有序，音乐和谐，气氛庄重。

俗乐是宴会之乐，行音乐，皇室贵族吏民宴乐时常在宅院、广场上演奏这乐舞，旨在娱乐。乐人往往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倡优、女乐，乐虽时有钟、磐，但以弦乐为主，其舞蹈腾杂，表演轻松活泼。

鼓乐是汉魏六朝时期行的一以击乐（鼓）和乐（排萧、横笛、笳、角等）合奏的音乐，有时也有歌唱。鼓乐开时始以外族音乐为主，中原后，鼓乐因其嘹亮雄壮被用于军乐，以后又与各地民间音乐相结合，逐渐形成各不同风格的鼓乐。其后被廷采用，用于军队、仪仗和宴乐之中。由于乐队的编制和应用场合的不同，而有黄门鼓、横、骑、短萧铙歌、萧鼓等不同称谓。

第二卷世豪雄篇第十二章旌旗未卷第十八节

“朝廷推行新政前前后后也有十几年了，但随着时间的延续，收复疆域的扩大，各项制度的修正，我们推行新政的阻力越来越大，很多改制之策甚至要通过暴力手段才能得以实施，这说明新政了问题，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好好反思，探寻其中的缘由。”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都以为造成这局面的原因是权力之争，是利益之争，是学术之争，所以一直竭尽全力在这几个方面予以解决，但我们没有解决好，反而让各矛盾越来越激烈。这时飞燕兄突然在晋提了儒相、援儒的学术改良之策，此策犹如醍醐，让人豁然开朗…”李玮叹服“这其实正是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解决之策啊。”

“现在我们知了，新政推行阻力越来越大的本原因是我们赖以制定国策的学术思想已经不适应中兴大业的需要了，经学腐朽了，老化了，我们需要新的学术思想，需要新儒学，新学，或者其它某更好的学术思想。这新的有大生命力的学术思想将成为朝廷制定国策的新基础，继而让学术和国策相适应，让朝野上下同心协力，共振社稷，共兴大汉。”

李弘前一亮，立时便明白了新政步履维艰的原因。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经学当真走到穷途末路了？”

“的确走到穷途末路了。”李玮说“自大儒董仲舒创立以‘天人应’、‘三纲五常’为心的新儒学以来，经学各派历尽争论，先有孝宣皇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之议，后有孝章皇帝的使诸儒共正经义的白虎观之议。最后皇帝亲自称制临决，经学各派求同存异，互相协调，终于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谶纬学的结合，经学各派随即由纷争走向统一。而‘三纲五常’也在神学的华丽外衣下以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便是‘汪汪乎丕天之大律’的经学理论法典《白虎通义》。”

“朝廷以皇权的力量结束了经学内的矛盾与纷争，经学就此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儒学从学演变为经学，又从经学堕落为神学，从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