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同一个魏征，在答唐太宗对商鞅法治的责难时，论说便是相对肯定的：“商鞅、韩非、申不害等，以战国纵横，间谍错，祸易起，谲诈难防，务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魏郑公谏录》卷三）

在整个唐代的历史意识中，只有柳宗元对秦文明了“政”与“制”的区分，指了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其《封建论》云：“秦有天下…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行，竭其祸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将文明制框架与的施政作为区别开来，这是自两汉以来最有见地的文明演史观念。这一观念，在某意义上合理解释了对秦文明的实际继承与理念否定这一大割裂现象——实际继承对“秦制”理念否定对“秦政”虽然，柳宗元的评判依旧远远不是主历史意识；虽然，柳宗元的“秦制”几乎单纯地指郡县制，而并非包容了秦文明的所有基本方面，但就其历史意识的新而言，依然是不容忽视的。

唐之后，华夏又陷了几近百年的分裂割据。五代十国，是一个历史意识严重萎缩的时期，大局的文明视野与民族取神，从这个时期开始严重衰退了。政变频频错，政权反复更迭，国林立，各求自安。这一时代除了诸多的佛教事件与闪烁的诗词现象，几乎没有文明史意义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文明史的探究自然也难觅踪迹。

宋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几乎是立即陷了连番外患与诸多内忧之中，对既往历史的审视已经大为乏力了。《宋史》乃元代主修，其概括的诸《志》综述，已经本不提秦文明了。当然，我们不能将《宋史》的综合叙述，看宋代的官方历史意识。宋代的历史意识，我们只有到其学派思与主要人的言论中去寻找。宋代儒学大起，生发号为“理学”的新儒学。理学的历史意识，自然是以儒家的历史价值观为基的。

从宋代开始，一历史现象开始生成：审视历史，必引孔孟言论以为权威。大量的先秦诸典籍，在这个时期被一忽视。以致连墨这样的大家，其论著也湮灭难见，沦到家典籍中隐了。直到近代，墨才被梁启超发掘来，重新获得重视。最为实际的改革家王安石，尚且言必引孔孟为据，对制度沿革的论说则多以五代十国的兴亡为依据。其余人之论述，则更可以想见了。以修《资治通鉴》闻名的司光，其历史意识更是明确地贬斥秦文明。凡见诸《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很少对秦政秦制作认真的总评判，而对秦政秦制的“罪行”指控，则屡见不鲜。朱熹、二程等儒家大师，指控秦文明更是司空见惯了。作为治学，他们对秦政的探究是很认真的。譬如朱熹，对商鞅变法之“废井田，开阡陌”了新解：“开”非开垦之开，而是开禁之开；开阡陌，便是开土地国有制不准买卖之禁，从此“民得买卖”土地。然则，这的学问功夫，并不意味着文明历史意识的化与开阔。从总上说，宋代对秦文明及其母时代的评判，是遗忘于淡漠之中——既很少提及，又一概贬斥。

元明清三代，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评判，已经板结为冰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