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亡国亦随。阿房修象魏，许福觅灵芝。偶语真虚禁，长城信谩为。只知秦失鹿，不觉楚亡骓。约法三章日，恩垂四百期…”海瑞云：“天下治安，必行井田…尚可存古人遗意。”邱浚云：“秦世惨刻。”黄宗羲云：“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王夫之云：“郡县者，非天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顾炎武云：“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凡此等等，其中即或有个别特者对秦文明作局肯定，也只是荧荧之光了。加之话本戏剧等民间艺术形式的渲染“暴秦”论遂大肆播。千年滥觞之下，虽不能说人人信奉，大也是十之八九论秦皆斥之以“暴”字了事。

从此，国人的历史意识与文明视野，沦了最简单化的冻结境地。

1840年开始，中国在人类端文明的遭遇了大的历史冲击。

这一冲击历时百年余。几经亡国灭的劫难，中国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凡此等等关乎民族兴亡的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地燃烧起来。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路的尝试，有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现实命运的设计，有了“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有了克思主义传中国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文明反思。当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重建，开始了借助于端文明时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史重新审视的历史过程。从一个民族开拓文明史程的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窒息。我们韧努力的脚步，现着我们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也现着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意识觉醒的丰厚成果。

但是，我们走过的弯路太多了。戊戌变法企图以浅层的形式变革，引领中国走端文明时代。我们失败了！辛亥革命则企图以仿效西方文明的政治变革方式，引领中国走端文明时代。我们也失败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企图以相对简单的“打倒”方式清理总结我们的文明史。我们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克思主义传中国所导致的社会大变革，使我们这个民族实实在在地站了起来。在我们的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关，我们这个民族以最大的智慧，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折腾中摆脱来，而全副心地投到了民族富的努力之中。历史证明，我们的伟大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给我们这个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启了真正复兴的希望。

然则，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并不因为搁置而消失。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历史，有着必然的逻辑：要在发展中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与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实的文明基；这文明基的实程度，既取决于民族文明的丰厚，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因为最迫问题所必需的社会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文明文化论争，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加，不计矢。”然则，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必需的文明再生的历史环节。我们所需要避免的，只是不能重蹈将文明审视一定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的简单化。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一个民族对自己文明历史的审视，都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这一探究与审视，本有其伟大的目标：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寻求我们的神基，树立我们的民族神，并使这些基本面获得普遍的社会认知，使我们民族的复兴与发展，有着久远的清晰的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