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死谏是既不鼓励，也不提倡的。死谏，作为人臣的最后选择，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关于这一行为的评价，却可以公者见公，私者见私。

自其公者言之，为人臣者，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生以徇之。从这个角度发，我们所看到的是持信念的光辉形象，是虽死不辞的凛然气节。但自其私者言之，却又是在要挟人主，置其于退两难，杀则有不仁不义之谤，不杀则等于自承错误，威风扫地。而死谏者这边，谏成则天下耸动、人人敬叹，失败也不妨落得个诤臣烈士、磊落英名。

拥有这么一大批不惜以命为赌注，也要匡正人主之失的大臣，嬴政是觉得欣还是愤怒呢？他是从公的角度还是私的角度来审视评判这次死谏事件的呢？关于这些，史书上不曾记载，今天更加无法得知。但随着时间推移，对为臣之的要求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南宋朝，岳飞对宋宗赵构说：“使文官不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自平。”（值得注意的是，岳飞这话不宜从字面上去理解，其中使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此为不可不察。）换而言之，事重大急，为人臣之礼，虽死谏可以。

姑且不论为太后赵姬而死谏是否值得。令人困惑的是，陈忠等人不是没想过谏的后果，却依然义无返顾，勇往直前。为什么？从数学的角度来解释，谏之后，死或不死，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当然，死的概率相当之，但不死的概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我们知，在掷骰时，连续开大的次数越多，则下一把开小的几率越。同理，嬴政杀的谏者越多，则下一个谏者被杀的几率越低，生还的几率越。后来的谏者或许便有着类似赌徒的心态，绝不放弃，继续下注，说不定下一把就全赢回来了呢？于是越输越多。是故老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当然，以概率来解释这次轰动天下的死谏事件，无疑是荒谬和不厚的。我们需要知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忠等人视死如归，前赴后继？

第六节真有不怕死的？

要考察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暂时先将光投到一千七百六十一年之后，即公元一五二四年。这一年，朝代为明，年号为嘉靖，皇帝姓朱，名厚熜。工龄：四年。这一年，爆发了著名的大礼仪之争。伴随这场争论而至的，同样是一次大规模的群臣死谏事件。

事情起因很简单：朱厚熜是前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前前任皇帝朱祐樘的侄。大臣们以为，朱厚熜既然登上了皇位，就算是过继给前前任皇帝朱祐樘当儿了，因此应该称朱祐樘为皇考，生父朱祐杬则只能称为皇叔父。

即位之初，基未稳的朱厚熜面对大臣们的理论势和德压力，屈服了。这一年，羽翼渐丰的朱厚熜终于开始了他的反抗，他悍然下令：称其生父朱祐杬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朱祐樘则只被称为皇伯考。诏书即下，立即招致了大臣们的烈反弹，满朝大哗，群情汹汹。以吏左侍朗何孟与翰林杨慎（宰相杨廷和之）为首，朝中大小官员共二百余人，自辰至午，跪于左顺门前，吁请朱厚熜收回成命。

朱厚熜大怒，派锦衣卫逮捕了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等八人。杨慎等人不仅不散，反而撼门大哭，声震阙廷。杨慎疾呼曰：“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大臣王元正也慷慨言：“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也就是说，为了让皇帝朱厚熜改变两个称呼，以维护他们中的理朝纲和国家命脉，他们不惜献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十八岁的朱厚熜，正是逆反心理的年龄，闻言愈怒。这哪里是请愿，更像是造反嘛。汝等不畏死，朕偏要以死惧汝等。朱厚熜下令逮捕一百三十四人下狱，令其余八十四人姑且待罪。次日，一百八十余人受杖，编修王相等十八人被杖死。大礼仪之争就此划上了句号。

虽说在大礼仪之争中死亡的人数要少上九人，但重伤号却数以百计，而且全集中在短短一天之内，震慑效果无疑更为骇人。于是，我们有了同样的疑问：是谁给了杨慎等人胆，让他们将朝中二百余名官员一起拖下，让他们不仅漠视自己的生命，也漠视着同僚的生命，并以此为武，向当朝皇帝公开叫板？

以上疑问的答案有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但在这些答案中，鲜有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反正雨天打孩，闲着也是闲着，且让我们尝试以心理学为切，从当事人的心理发，一切行为的源，从而绕开文化差异的暗礁，跨越岁月变迁的鸿沟，来分析和比较这两个前后相差近两千年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