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显得对汪卫特别的冷淡。他说，这只是官僚们的把戏，没有什么新玩意的。

记者先生了一个歪嘴，蒋少祖没有注意到。这位记者对蒋少祖着敌意，因此在蒋少祖面前显得特别活泼；富于自信的，力充沛的人们是常常用这活泼来满足敌意的。他向蒋少祖忧愁的面孔来，又信任的动的面孔来；他不时歪嘴，并笑声音。

蒋少祖终于觉察到了。

“这件事，是关系全中国的，”蒋少祖活泼地说，不一定指什么，看了记者一，向前走去。

“我给你发表了！喂！”记者站起来了，快乐地喊。蒋少祖没有答，也了一个歪嘴。

蒋少祖上了人力车。车夫问他到哪里去，他随便说了一个地名，下车后他疾速地行走，毫未想到要到哪里去。他看见蒋纯祖和一群男女一同跑过街；他看见好几个熟人，但却没有想到要招呼。他底脑曾充满了纷杂的思想。经过熟识的旧书店的时候，他站了下来。

店伙计，一个大的北方人，殷勤地向他问好；他匆促地，走到柜台里面去，柜台上面，是积着灰尘的；在旧书店这一类的地方，总是积着灰尘的。因为即使没有灰尘，人们也觉得它有。

还是在少年的时候，蒋少祖便获得了关于中国底古书和它们底版本的知识；他曾经一度忘记它们，但在较安静的时候，他还是能从它们得到一追怀和一审的激动。几年前，他猛烈地攻击中国底文化；在这个战争里，他的心灵不安地战栗着，最后他是惶惑着，因为他不能从任何文化里面找到路，但因为一切新文化底战士们都是那样的确信，并且有着光荣的缘故，他就觉得他底惶惑可耻。于是，在可以称为投机的那情上，他既攻击得更猛烈，但对于苦闷的，烈而年轻的蒋少祖：这究竟不能够说是投机；中国底新的青年们，总要以整个的自己来寻求新的路的；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如此的。蒋少祖崇拜了伏尔泰和卢梭，崇拜了席勒底盗们，尼采底超人和拜仑底绝望的英雄们。关于被压迫的人们底苦难，关于被歪曲的民族生命底痛苦，关于贵族底，布尔乔亚底无耻的荒，关于普洛米修士们悲壮的呼号，关于中世纪的黑暗和文艺复兴的光明，关于一切类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蒋少祖是有着知识的。那追怀的情和那审的激动，是一度的完全移到这些上面来。这可以说是一贪婪，一耽溺，一知识人底无上的自私，蒋少祖以为他看到了光明，但这个耽溺的时期过去，他发现自己得不到什么；他一理智来，呼吁革命和时代的神，因为他觉得，假若不如此，他便会灭亡。这恐惧这理智的努力，是表现在中国大多数的知识人的上，大半表现在机械的，教条的努力上，因为他们觉得非如此不可，于是表现在中国大多数的知识人上，大半表现在机械上，因为他们觉得非如此不可，于是便相信是如此了。但蒋少祖也反对机械和教条，因为他仇恶站在机械和教条上面的那个权力。蒋少祖记得，他是完全的自由主义者，他未向任何权力屈服。

就是这样的一个战争，就是这样地，蒋少祖动了新生的青年们。要说明这个战争底内容怎样地渐渐变化，以致于渐渐消失，是艰难的。这或是由于年青的时代业已过去，或许是由于他，蒋少祖，在这个战争里没有职位，没有胜利的缘故。

蒋少祖底喊声显得微弱了；在波涛汹涌的武汉显得更微弱了。他自己知这个，因而他底嫉恨更，更恶毒。蒋少祖坦白地意识到，人们是为自己个人底利益而生活的；他向自己承认了这个，为了打击获得利益更多的别的集团和别的个人。他觉得这是心灵底新的觉醒。他底心灵觉醒了，他底生活建立，而且固定了，他底思想明晰，有着冷静的逻辑了，于是他就忘记了那些超人们，那些苦行者，和那些普洛米修士们。这些普洛米修士们，是需要想象的，遥远的，浪漫的东西，而蒋少祖，生活在中国，对中国底生活有着这样的经历；他渐渐地就意识到，中国底固有的文明，寂静而远，是不会被任何新的东西动摇的；新底东西只能附属它。但他还未想到要公然地表示这神的倾向；他是在西欧底文化中生活过一些时的，所以他心里有暧昧的恐惧和苦闷。他只是在文章里面好像很偶然地提到古代的中国和孔；他只是读更多的旧书，更多的旧诗——他集纳了多年来所的旧诗，其中有一首是为追怀卢梭而作的。古旧的追怀和对中国底一切的审的激动，无比地烈了起来，他成了版本搜集家了。在那些布满斑渍的，散发着酸的气味的钦定本，摹殿本，宋本和明本里面，蒋少祖嗅到了人间最温柔，最迷人的气息，到这个民族底顽的生命，它底平静的，悠远的呼。

他底朋友们对他底这工作，或这境界的赞使他愉快。这是他在目前的生活里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愉快——他觉得是真正的愉快。他相信这是一超的神境界。所以，走这家熟识的旧书店，他脑里的那些杂的思想就消失了，他突然地安静了，觉得是离开了世俗的烦恼。

他买了一本版式很小的七言诗集，因为他对这个选者底锐利的光和特殊的意境很觉得有趣，都是田园诗，都是不闻名的，很少看到的作家。他走了来，那个北方人向他殷勤地鞠躬。

在街他遇到了蒋秀。他显然很兴奋。她告诉他说：她要到难民收容所去看一个从前的同学。她希望他能陪她去；他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