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分者也（杜注：玄鸟，燕也，以分来，秋分去）；…’仲尼闻之，见于郯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失官（杜注：失官，言不修其职也），学在四夷，犹信。’”

　② 孔师苌弘、老聃。《孔家语·观周》：“孔谓南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孔问礼于老聃的故事，见《史记·孔世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天运篇》）

　③ 孔师师襄。《史记·孔世家》：“孔学鼓琴师襄，十日不。师襄曰：‘可以益矣。’孔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思焉，有所怡然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避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也。’”（孔师师襄的故事，又见《孔家语》《韩诗外传》《淮南》）

赏文　（季镇淮）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闲居国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少数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努力所引起的一篇有步意义和解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他以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了国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