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这些经历，除非这经历本就已经比较完整。

在这个问题上，故乡与写作的关系并不特别重要，因为有许多作家在逃离故乡后，也许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事。但对我个人而言，离开故乡后的经历平淡无奇，所以，就特别看重故乡的经历。

我的小说中，直接利用了故乡经历的，是短篇小说《枯河》和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文革"期间，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小工，起初砸石，后来给铁匠拉风。在一个光明媚的中午，铁匠们和石匠们躺在桥里休息，因为腹中饥饿难挨，我溜到生产队的萝卜地里，了一个红萝卜，正要吃时，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他揍了我一顿，拖着我往桥梁工地上。我赖着不走，他就十分机智地把我脚上那双半新的鞋剥走，送到工地领导那。挨到天黑，因为怕丢了鞋回家挨揍，只好去找领导要。领导是个猿猴模样的人，他集合起队伍，让我向主席请。队伍聚在桥前，二百多人站着，黑压压一。太正在落山，半边天都烧红了，像梦境一。领导把主席像挂起来，让我请。

我哭着，跪在主席像前结结地说："主席…我偷了一个红萝卜…犯了罪…罪该万死…"

民工们都低着，不说。

张领导说："认识还比较刻，饶了你。"

张领导把鞋还了。

我忐忑不安地往家。回家后就挨了一场毒。现在《枯河》中的这段文字，几乎是当时情景的再现：

哥哥把他扔到院里，对准他的用力踢了一脚，喊："起来，你专门给家里闯祸！他躺在地上不肯动，哥哥很有力地连续踢着他的，说：‘起来，你作了孽还有功啦是不？’"

他奇迹般站起来(在小说中，他此时已被村支书记打了半死)，一步步倒退到墙角上去，站定后，惊恐地看着瘦长的哥。

哥哥愤怒地对母亲说："砸死他算了，留着也是个祸。本来今年我还有希望去当个兵，这下全完。"

他悲哀地看着母。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母亲着泪走过。他委屈地叫了一声。

…母亲着铁针的手狠狠地到他的耳门上，他嚎了一声…母亲从草垛上一棉柴，对着他没鼻没地。

父亲一步步走上。夕照着父亲愁苦的面孔…父亲左手拎着他的脖，右手拎着一只鞋…父亲的厚底老鞋第一下打在他的脑袋上，把他的脖几乎钉腔里。那只老鞋更多地是落到他的背上，急一阵，慢一阵，鞋底越来越薄，一片片泥土飞散着…

抄写着这些文字，我的心脏一阵阵不舒服，看过《枯河》的人也许还记得，那个名叫小虎的孩，最终是被自己的亲人活活打死的，而真实的情况是：当父亲用蘸了盐的绳打我时，爷爷赶来解救了。爷爷当时忿忿地说："不就是了个鸟的萝卜嘛！还用得着这样打？！"爷爷与我小说中的土匪毫无关系，他是个勤劳的农民，对人民公社一直有看法，他留恋二十亩地一的小农生。他一直扬言：人民公社是兔尾长不。想不到如今果真应验。父亲是好父亲，母亲是好母亲，促使他们痛打我的原因一是因为我在泽东像前当众请罪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二是因为我家中农，必须老老实实，才能苟且偷。我的《枯河》实则是一篇声讨极左路线的檄文，在不正常的社会中，是没有的，环境使人残酷无。

当然，并非只有挨过毒打才能写小说，但如果没有这段故乡经历，我决写不《枯河。同样，也写不我的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

《透明的红萝卜》写在《枯河》之。此文以纯粹的"童年视角"为批评家所称，为我带来了声誉，但这一切，均于无意中完成，写作时本没想到什么视角，只想到我在铁匠炉边度过的六十个日日夜。文中那些神奇的意象、古怪的觉，盖源于我那段奇特经。畸形的心灵必然会使生活变形，所以在文中，红萝卜是透明的，火车是匍匐的怪兽，发丝儿落地訇然有声，姑娘的围巾是燃烧的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