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舍不得吃。将它们用细绳绑成一串，让它们吐团团泡沫，噼哧噼哧地细响着。把它们提到集上去，三分钱一只卖给公社，换来钱买些霉粱米、棉籽饼什么的，磨成粉，掺上野菜，能大事儿。过苦日，决不能贪图嘴痛快，要有意识地给嘴设置障碍、制造痛苦。

秋天，草籽成熟。最好吃的草籽是的。这东西很像谷，带着壳磨碎，成窝蒸熟，吃到嘴里嚓嚓响，很是彩。

秋天好吃的虫儿很多，除了形形的蚂蚱，还有蟋蟀。秋的蟋蟀黑得发红，肚里全是儿，炒熟了吃，有一奇异的香气。捉蟋蟀比捉蚂蚱难度大一些，这虫儿不但蹦得好，还会钻地。还有一虫儿，现在我知它们的名字叫金，是蛴螬的幼虫，像杏般大，全黑亮，趋光，晚上往灯上扑，俗名"瞎撞"。这虫儿好聚群，停在枝条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晚上，我们摸着黑去"瞎撞"，一晚上能一面袋。此虫炒熟后，那滋味又与蟋蟀和蚂蚱大大的不同。还有豆虫，中秋节后下蛰。此下蛰后，肚里全是白的脂油，一粒屎也没有，全是白。

冬天就惨了。夏秋三季，我们还能捣草木虫鱼吃吃，冬天草木凋零，冰冻三尺，地里有虫挖不来，里有鱼捞不上来。但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大家很快便发现，上过的洼地地面上有一层结的青苔，像揭饼一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在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酥如锅。吃光了青苔，便剥树。剥来树，用斧剁碎、砸烂，放在缸里泡，用拼命搅，搅成糨糊状，煮一煮就喝。吃树的前半分的工序和毕升造纸的过程差不多，但我们造来的不是纸。从吃的角度来说，榆树是上品，柳树次之，槐树更次之。很快，村里村外的树都被剥成，十分可怜的样，在寒风中颤抖着。在这危急的关，政府不知从哪里调拨来救济粮。所谓救济粮，本不是粮，而是一些发霉的萝卜叶一类的东西，挤压成件。现在拿那样的东西喂猪，猪也不会吃。但在当时确是货真价实的宝贝。分时人人都红着，盯着秤杆，一星一，秤秤低，都十分计较。这东西也不是常有的，总是在人们饿得即将停止呼时，才会发放一次，可见国家也是相当的困难。发放救济粮的钟声敲响时，连躺棺材里的人也会蹦来。这当然是夸张。那时候，人死得太多，哪里还有什么棺材。死了，好歹拖去，让狗吃了拉倒。那是狗的黄金岁月，吃死人吃的，都疯了，见了活人也往上扑。有人可能要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打狗吃呀？狗营养丰富，味鲜。你问得好，你这念，我们早就想到了，可我们得如罐，走两步就息不迭，本不是狗的对手。与其说去打狗，勿宁说去给狗加餐。如果有枪，勾一下扳机的力气还是有的。但在那情况下，老百姓手里要有了枪，什么样的坏事不来呢？公社书记和公安人员手里倒是有枪，但他们有粮吃，不必去打狗吃。他们嫌吃死人的狗太脏，提着枪去打野兔、大雁、鸭什么的佐餐。

大概是1961年的节吧，政府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豁开，把豆饼扒来。可见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渴，喝了足有一桶，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没掉一滴泪。多少年后提起来，孙大还恨得牙，骂老吃独，连一人味都没有，死不足惜。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教训很刻。后来我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偷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辙。

那几年里，母亲经常对我们兄弟讲述她的一个梦。她梦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坟墓外边见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说他并没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坟墓里而已。母亲问他吃什么，他说：吃棉衣和棉被里的棉絮。吃去，拉来；洗一洗，再吃去；拉来，再洗一洗…母亲狐疑地问我们：也许棉絮真的能吃？

度过60年代初期，往后的岁月还是苦，但比较起来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经常搞忆苦思甜运动，大家一忆苦，总是糊糊涂涂地忆到1960年。一忆到1960年，们就起来喊号，一是要打倒苏修，二是要打倒刘邓，们说1960年的饥荒是刘邓串通了苏修卡中国人的脖造成的。我们明知这是胡说，但谁也不去装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