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结束，一切责任就将全落在统工党的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党，因而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替罪羊。与此同时，我们的分中立也将宣告结束。如果政府向我们宣战，那么别无选择，只有自卫。而且在行政大楼这儿，我敢肯定驻扎在对面的国民自卫队将会接到攻击我们的命令。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要先下手。柯普在电话旁等候命令，如果统工党的确被宣布为非法并加以取缔，那么我们必须上好占领卡咖啡馆的准备。

我记得，在那个漫长的噩梦般的晚上，我们了很多时间来加大楼防卫措施。我们锁上了前面的钢质卷帘，在钢帘的后面，用工人们来的备用石板筑起一堵墙。我们详细检查了我们的武库存。包括波利罗屋上的六支来复枪在内，我们一共有21支枪（其中有一支无法使用），每支枪大约有50发弹，还有几十枚手榴弹；此外，除了几支普通手枪和左手枪，什么也没有。我们有12个士兵，其中大多是德国人，假如卡咖啡馆那里向我们开火的话，他们表示愿意主动攻。当然，我们最好在午夜刚过的某个时候从屋上向他们开火，打他们个其不意，他们虽然人数比我们更多，但我们的士气更好。毫无疑问，我们能够拿下咖啡馆，尽这么肯定会有牺牲。我们大楼里除了有些巧克力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而且到谣传“他们”要切断自来供应。（没有人知“他们”是谁。是政府？还是全国劳工联盟？——没人知）。我们了很长的时间把盥洗室的每只盆，以及能够找到的每只桶都放满了，最后，连国民自卫队送给柯普的、早已喝光了的15瓶啤酒的空瓶里也满了。

大约60个小时没有睡好觉，我累极了，心情也很坏。现在已近午夜了。楼下街垒的后面，人们横七竖八地睡得满地都是。楼上有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沙发，我们想把这里用伤员包扎室，不用说，其实在我们大楼里既没见到过碘酒，也没到过绷带。我的妻从旅馆里跑过来，准备充当护士之类的角。我在沙发上躺下，打算在攻打卡咖啡馆（假如万一亡）之前睡上半个小时。我记得，带上的手枪抵疼了我的腰背，使我到很难受。而且，我还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我突然醒来，发现我的妻站在我的边。天已经大亮，什么也没有发生，政府没有向统工党宣战，自来也没有被切断，除了零星的击声外，街上一切正常。我的妻说不忍心叫醒我，而她此前睡在前面房间里的扶手椅上。

那天下午现了一休战状态。击声已经逐渐减少，街上乎意料地挤满了人。一些商店开始拉起百叶窗，市场被一大群吵吵闹闹抢购的人挤得不通，尽货摊上的品已经所剩无几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电车还没有运行。国民自卫队员仍然守在卡的街垒后面，两边加固的掩并没撤除。人们到奔波购买品。你都能听得到同样的忧虑：“你认为它停了吗？你认为它还会再来吗？”“它”——战争——有如突发自然灾害、飓风或地震，正无情地降临在所有人的上，我们无力阻挡。果然，几乎不所料——我原以为会停几个小时，可似乎只有几分钟——突然一阵来复枪声响起，有如六月天的暴风雨，把所有人吓得撒就跑，钢百叶窗哗拉拉地落下，街上幻般地一下不见了人影，街垒里的人们立即各就各位“它”又开始了。

我带着一极度厌恶与愤怒的情绪，重新回到屋上的岗位，当你正在加诸如此类事件的时候，我推想，在某程度上，你是在创造历史，而且理说你应该觉到你是个历史人。但你绝不会这么去想，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实实在在的问题总会突于其他一切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我从未对远离战场数百英里的记者们想当然地编造来的形势过正确“分析”我迫切关心的主要不是这场悲惨的、两败俱伤的战斗的是与非，而是日夜待在屋上的那难以忍受的不安和厌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饥饿——因为自星期一起，我们没有一个人吃过一顿像样的饭。等这差事一结束，我就立即重返前线，这个念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让人发狂。我在前线阵地上已经待了105天，回到罗那原本是为了能够得到休息和安逸；可到来不仅没能如此，反而只能在屋上苦度时光。对面屋上的国民自卫队员们也跟我一样。他们定期向我挥手，让我相信他们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们开枪），但是，如果他们一旦接到开火的命令，肯定会六亲不认的。如果这就是历史，它看起来却一也不像历史。跟前线一样，这更像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在前线，由于士兵人数少，我们只得反常地多站数个小时的岗，并非逞英雄，只是必须守岗位，尽令人厌烦、睡眠不足，至于对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是丝毫也不兴趣。

在旅馆里的那些多半不敢将鼻伸门外的形形的暴徒中间，渐渐现了一极为可怕的怀疑气氛。受间谍癖染的各式各样的人，鬼鬼祟祟地到游走，低声地嘀咕着某人是共产党的间谍，或托洛茨基分，或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什么都不是。那个胖的俄国特工，正在逐一为难所有的外国难民，并言巧语地解释说，整个事件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谋。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因为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仔细观察一个其职业就是撒谎的人——如果你没算新闻记者的话。在来复枪的嗒嗒击声中，仍然在堵得严严实实的窗背后模仿时髦旅馆的生活着实令人厌恶。

前面的餐厅在弹穿过窗、击毁之后，已经停止使用，客人们挤后面的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里面的座位本就不够。为数不多的服务员——他们中有一些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已参加总罢工——暂时脱下了他们的上浆衬衫，但仍以一虚伪的方式上菜。其实，本就没有什么可吃的。星期四那天晚上，主菜仅仅是每人一条沙丁鱼。旅馆里已经多日没有面包供应，甚至连酒也是那么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喝那些年越来越陈、价格也越来越得离奇的酒。这里的战事结束后，品依然继续短缺。接连三天，我和妻的早餐只有一小块不面包的山羊酪，而且没有任何饮料。这里，唯一丰富的品就是柑橘。法国卡车司机把他们无法运回国的大量的柑橘卖到旅馆来。他们是一些型健壮的人，边总是带着一些妖艳俗气的西班牙女孩，以及穿黑衬衣的大个搬运工。在往日，任何一个旅馆经理之类的小势利鬼，都会千方百计地整得他们不舒坦，实际上拒绝他们在大楼内留宿。但现在他们却很吃香，不像我们其他人，因为他们拥有一间面包房，谁都必须低声下气地从那儿讨购一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