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在她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去她们家。

我想，张喜跟我上床，上大学后尤其如此，她父母离婚时我们上大学才上了两个月，她跟母亲住，地是音乐学院的筒楼，但每月三号她要到天坛医院家属楼她父亲那里去要一百块钱，每次她都不让我跟她一起去。

张的母亲不怎么她，不久，她母亲又结婚了，跟一个什么拉小提琴的住到了北太平庄，音乐学院的房就空下来，我就搬了去，我上大学虽说是住校，但我很少去，到三年级以后我一个星期最多去两次，我不上学，宁可在音乐学院的宿舍里睡大觉。

后来——大学四年间，我和张过着夫妻一样的同居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四年，因为快乐，所以回想起来几乎没什么印象，只隐隐有个快乐的觉，张拉她的琴，我看我的小说，我们一同去买菜，一同饭，一同看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同听那台板儿砖似的小录音机，一同听一些唱片，我们养过一只猫，后来丢了，还养过几条带鱼，后来也不了了之，我们几乎每天都。

后来——毕业前一个月，我和张到一个朋友家去玩，回来的路上，我们坐的租车和一辆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当时的情况我记不得了，总之，当我意识恢复过来，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浑上下打着绷带，三个月后，我了院，张却死了，她的在撞车时被挤碎了，这是医院的人告诉我的。

张死后，我悲伤了好长时间，因为无法忍受失去她的痛苦和孤独，我就又找了一个女孩，天天对她讲我和张之间的那事，罗罗嗦嗦讲了半年，那个女孩终于失去耐心，离我而去。

后来——所谓我充满通俗浪漫情的时代便正式告一段落。

在那个段落里，我看了不少法国浪漫派的作品，夏布多里昂，雨果，缪，华兹华斯，拜等等，甚至但丁。罗也看了。

后来——当然要过很久，也就是多年以后。

多年以后，我已把那些浪漫故事忘得一二净，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我靠写剧本挣下一笔又一笔钱，和一个又一个的姑娘上床，白天蒙大睡，晚上去参加由固定几个朋友组成的小圈的聚会，常常喝酒到天亮。如果见《情故事》这样的书会看也不看的径直扔垃圾筒，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成长。

后来——应该是关于张的记忆。

关于张的记忆，比较刻的是上床。

我们常常边听音乐边，张对的要求完全遵循音乐的要求，如果是行歌，那么一混就完，如果是爵士，就得飘忽不定，如果是古典音乐，那可就复杂了——响乐要气势如虹，小提琴就必须婉转缠绵，钢琴要诗情画意，四重奏得表现四个男人的形象，每当她从一长溜儿的ＣＤ中随便一盘，我的心便“噔”地提到嗓儿，像小品之类的东西对付起来没问题，但响乐确实叫我一把汗，不提模拟一个乐队一百多人番跟她的难度，单是那一小时左右的演奏时间也叫我无法应付——所以，一天她兴冲冲告诉我把一瓦格纳的四舞台节目剧《尼伯龙的指环》买来，并如数家珍般解释给我听，那是一迪卡公司的十六张装唱片，索尔指挥，维也纳乐演奏，两张是两小时的“莱茵的黄金”我虽面如死灰，但还勉支撑，但听她说到“飞行女武神”并把四张唱片往我面前一丢时，我不仅倍力不从心，而且立刻魂飞魄散，瓦格纳的内力劲，尽人皆知，你就是同时播一百张重金属唱片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更何况，作品中所弥漫的思想实在是单凭无从接近的，于是我白一翻，差用瓦格纳似的唱段喊——今天晚上乐队休息，停止演！

张死后，我搬回家，守在自己那个被情遗忘的角落里，半年中没跟一个姑娘上过床。那些ＣＤ由于带着太多的记忆，被我扔到台上的一个大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