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荃对于上海的路径本来也不很熟悉，也就技穷了，不知应当怎样解释。“我给画张地图吧？”

“掩不会看地图。”孔同志睛朝上一翻，满心不快的样。玉宝对他尽像排揎大侄儿似的，他也能够忍受，那是服从纪律；要是连这些非党员非无产阶级的也要骑在他上，那却心有不甘。他把帽檐重重地往下一扯，这次把帽得牢牢的，也不抓了。

“他不会看地图，你让给他听吧，”玉宝说。

现在到刘荃抓了。“算了算了，掩去找个通讯员带俺去一趟，下回不就认识了。”孔同志不等玉宝表同意，转就走。有刘荃在场，他的态度比刚才了许多。

玉宝把孩抱在手里一颠一颠。“乍到上海来，过得惯吗，刘同志。”她每次见到刘荃，照例总是这几句门面话，却把语气放得极诚恳而亲。“这两天忙着搬家，也没空找你来谈谈。我很愿意帮助你步。”

“希望周同志尽量地帮助我，不客气地对我提意见，”刘荃敷衍地说。

她的意见上来了。“刘同志，你文化程度，孔同志现在识字班了，他年纪比较大，记差，你有空的时候给他温习温习──”

刘荃不觉了凉气，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难题。孔同志怎么肯屈尊他的一个绿窗问字的学生。

“──你帮助他步，我帮助你步，好不好？”玉宝向他嫣然一排牙齿，呈现着典型共产党员的笑容。

“好。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请周同志多多指教。”刘荃只求脱，匆匆走了去，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茫然地向写字台望过去。

这不是他的写字台。

起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着一条而阔的裂，那一裂里灰尘满积，还嵌着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

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着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屉里。他急忙开那张小桌的屉，两个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代。他可以想象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睛空蒙地嘲地向他望着的神气。

他走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

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着周玉宝的孩在楼梯玩。那保姆说：

“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

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办公室的门开着，刘荃探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帘。迎面放着一张墨绿丝绒沙发，挨着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

刘荃走了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

“你问什么？”赖秀英突然现在通卧室的门。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材矮小而壮，着个肚，把一件呢制服撑得的，颇有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着女的本。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