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有据，薛嵩到很兴奋，因为他总算有了机会去置一个人。他了起来，大叫：来人啊！给我把这贪污犯推去，斩首示众！然后帐上帐下的士兵就哄堂大笑起来。薛嵩面红耳赤地说：你们笑什么？难贪污犯不该杀吗？那些人还接着笑。那个军吏本人说：节度使大人，我来告诉你吧。军吏不贪污，还叫作军吏吗。那些士兵随声附和：是啊，是啊。薛嵩没有办法，只好说：不杀，打五十军吧。那个军吏问：打谁？薛嵩答：打你。军吏斩钉截铁地说：放！说完自顾自地走开了。薛嵩只好不打那个军吏，转过去要打那个同去的士兵。那个兵也斩钉截铁地回答：放！说完也转走了。这使薛嵩很是痛哭，他只好问手下的士兵：现在打谁？那些兵一齐指向小女的房，说：打她！那个小女坐在自己家里，隔着纸拉门听外面升帐，听到这里，就连忙抓住麻纱手绢，嘴里嘟囔：又要打我，真他妈的倒霉！后来她就被拖去，扔在寨心的地下，然后又坐起来，从嘴里吐个野李的来，问：打几下？别人说，要打她五十军。她就叫了起来：太多了！士兵们安她：没关系，反正不真打；说完就把她拖翻在满是青苔的地面上，用藤打起来了。虽然薛嵩很重视礼仪，但他总是中途退场，因为他看不下去。这已经不是惩罚人的仪式，成了某嬉戏。总而言之，自从到了凤凰寨，薛嵩没有杀过一个手下人，他只杀了一个刺客。他也没打过一个手下的人，除了那个小女，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被从草房里拖去打一顿，虽然不是真打。这使薛嵩到自己的军务活动成了一有组织的待狂，而且每次都是针对同一个对象。这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后来，有一些人在我门前探探脑，问我怎么院了；说完这些话，就一个个地走了。最后，有一个穿蓝布制服、蓝布制帽的人走到我房里来，回避着我的注视，把一份白纸表格放在我桌上，说：小王，有空时把这表格再填一填；然后他就溜走了。这个人有娘娘腔，长了一脸白胡茬，有面熟…稍一回忆，就想到今天早上在院里见过他三四次。他总是溜着墙走路。但据我的经验，墙角比院中间臭得更厉害。所以这个人大概嗅觉不灵。虽然刚刚认识，但我觉得他是我们的领导。我的记忆没有了，直觉却很烈。由这次直觉的爆发，我还知了有领导这角。你看，我还不知自己是谁，就知了领导；不多么苛刻的领导，对此也该满意了…

这份表格已经填过了，是用黑墨填的，是我的笔迹。但不知为什么还有再填。经过仔细判读，我发现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这表格给我送回来。在某一栏里，我写下了今年计划完成的三书稿。其一是《中华冷兵考》，有人在书名背后用红墨打了一个问号；其二是《中华男考》，后面有两个红墨打上的问号；其三是《红线盗盒》（小说），下面被红墨打了双线，后面还有四个字的评语：“岂有此理！”这说明这样写报告是很不像话的，所以需要重写。但到底为什么这是很不像话的，我还有不明白。这当然要加重我的焦虑…

有关我的办公室，需要仔细说明一下：这间房用方砖漫地，但这些砖磨损得很厉害，了砖里糙的土块。我的办公桌是个古老的香案，由四叠方砖支撑着。案面上漆剥落之了麻絮──在案正中有一块裁得四四方方黑胶垫。案上还有一瓶中华牌的绘图墨，是黑的。旁边的笔筒里了一大把蘸笔；还有个四四方方、笨笨脑的木凳放在案前，凳上放了一个草编的垫。桌上堆了很多旧稿纸，有些写满了字，有些还是空白。虽然有这些零之，但这间房尚称整洁，因为每件家都放得甚正，地面也清扫得甚为净。可以看使用这间房的人有古板、有过于勤俭，又有怪癖。此人填了一份很不像话的报告，这份报告又回到了我手里。我该怎么办，是个大问题。我急切地需要有个人来商量一下，所以就盼着小黄快来。我不知小黄是谁，所以又不知能和他（或她）商量些什么。

我忽然发现，我对自己所修的专业不是一无所知，这就是说，记忆没有完全失去──我所在的地方，是在长河边上。这条河是联系颐和园和北京内城的，老佛爷常常乘着画舫到颐和园去消夏。所谓老佛爷，不过是个黄脸老婆。她之所以尊贵，是因为过去有一天有个男人，也就是皇帝本人，拖着一条过，疲的从她上爬开。我们所说的就是历史，这疲的，就是历史的脐带。皇帝在老佛爷时和老佛爷在挨时，肯定都没有平常心：这不是男女，而是在创造历史。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有机会要好好论它一论…因为那个老婆需要有条河载她到颐和园游玩，在中途又要有个寺院歇脚，因此就有了这条河、这个寺院。在一百年后，这座寺院作为古建筑，归文门理；而我们作为文史单位，凭了一老关系，借了这个院，赖在里面。这一切都和那疲了的有某关系。老佛爷对那，有过一使之疲的贡献，故而名垂青史。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这条壅的黑河，河上漂着的垃圾，寺院门上那暗淡、釉面剥落的黄琉璃瓦，那屋檐上垂落的荒草，都叫我想起了老佛爷，想到了历史那条疲了的脐带。诚然，这条河有过刚刚疏浚完毕的时刻；这座寺院有过焕然一新的时刻；老佛爷也有过青年少的时刻；那脐带有过直愣愣、绷绷的时刻。但这些时刻都不是历史。历史疲惫、，而且面焦黄，黄得就像那些陈旧的纸张一样。很显然，我现在说到的这些，绝不是今天才有的想法，但现在想起来依旧到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