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队伍中分离了去。在此之前，同恋一直被列在《国神病诊疗手册》上。这一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一般公众对同恋的看法。关于同恋是否疾病这一问题，目前不少国家采取了一个既不认定是病也不认定非病的折衷方案，即那些自我认定有病的同恋者就认定为有病；那些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适者则被认定为无病。在人们对待同恋态度的变迁史中有过重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金西。他的理论特在于从统计学角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同恋现象的新视角。

金西在谈到男同恋现象时指：“如果没有社会的禁忌和个人的内心冲突，同行为本来会比异行为多得多。”他提请人们注意：“如果执行法律的官员能够象大多数人预料的那样有效率，那至少有白分之八十五的男青年人可以判为罪犯。”他还指：“把同行为说成神病或人格变形的观，也已被我们上述发生率和实施频率所推翻…。心理学家和临床医生一般都已不再要求一个人勉顺从特殊的行为模式。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最有平的心理医生已经不再试图改造病人的行为，而是致力于帮助他自我接受，并且引导他认识到自己并不必然与社会公开对抗…。当然，同行为者中也有一些人有神经症状，但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而不是跟社会…恐怕不是因为他们有神经病才去从事同活动，而是由于他们有了同行为并遭到社会反对，才产生了神经症。”（金西，第二一四页）在金西看来，神经症并非同恋之因，而是同恋之果。过去人们一向信以为真的“同恋是疾病”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因果倒置的说法。

金西对同恋的观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彻底否定了对活动作德判断的作法，提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即任何在生学上可能的事，其本并不是内在有害的，因而不能认为是“违反人类天”的。虽然这一观一直遭人非议，但它却构成了金西对一激的价值观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由于这一立场意义十分重大，我们以下引述了金西论的华，以便人们对他的论有更加切实的了解。

首先他从统计学的角度提问题：“审理因同行为而被捕的的人时，法官应该牢记：这个城市全男中近百分之四十的人，在其一生的某些时候也应该同样罪名被逮捕，而且，这个城市所有单男中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人也都应该在同一年中同罪被逮捕。”

其次，他从德角度为同恋作了辩护：“如果考虑到我们的数据得自于各个社会阶层、各个职业和各年龄，那么那些努力化法律的警察和法官，那些大声疾呼化法律（尤其是反“变态”法律）的教士、商人和其他群，实际上同行为的发生率和实施频率并不比他们那个阶层的其他人低…。有人会认为，不同行为在总人中的发生率和实施频率有多，它本的不德实质就必然招来社会的镇压。有人则脆主张：筛选审查所有的人，对任何有同行为倾向的人都加以“治疗”或“隔离”这行为就会被彻底消灭净…我们的数据表明，如果照此办理，至少要隔离三分之一的男。”

最后，在指了这作法本的荒谬之后，金西又预言了同恋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分的质，并提它是人类的能力的表现这一惊世骇俗的观：“即使真的实现这一计划，真的把所有有过同行为的人从今日社会中消灭净，人们也没有丝毫理由相信它的发生率会在下一代人中有任何实质的降低。从历史之初起，同恋行为就一直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分，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人类拥有多能力的一表现，而这样的多能力正是人类的安立命之本。”（金西，第二一五——二一七页）考虑到四十年代末笼罩着国社会的严峻德气氛，金西阐述自己关于同恋的观的勇气实在令人钦佩，难怪他的著作能够振声发聩，使整个社会的德风气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