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番世俗样貌，我得其貌在“侃”天津人的骨里有“纯侃”神，没有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妖狂，也没有北京人的老天下第一。北京是卖烤白薯的都会言说政治局人事变迁，天津是调侃自己，应对神速，幽默妩媚，像生的珠而不必圆形，质好多变。

侃功甚难，难在五谷杂粮都要会会收，常常比只经营大田要聪要明。天津一地的聪明圆转，因为在北京这个“天”脚边，埋没太久了。

天津比之上海，百多年来亦是有租界历史的，世俗间却并不媚洋，原因我不知，要由天津人来说。

我之所以提到天津，亦是有我长期的一个心结。近年所提的暴力语言，在文学上普通话算一个。普通话是最死板的一语言，作为通行各地的官方文件，使用普通话无可非议，用到文学上，则像鲁迅说的“背心”穿上还不如不穿上，可是规定要穿。

若详查北京作家的文字，除了文艺腔的不算，多是北京方言，而不是普通话。但北京话太接近普通话，俗语而在首善之区，所以得以脱普通话的规定限制，其他省的方言就没有占到便宜。

以生动来讲，方言永远优于普通话，但普通话于权力地位，对以方言为第一语言的作家来说，普通话有暴力。内地的电影，亦是规定用普通话，现在的领袖传记片，泽东说湖南话，同是湖南人的刘少奇却讲普通话，令人一愣，觉得刘少奇没有权力。

由于北京的政治地位，又由于北京方言混淆于普通话，所以北京方言已经成了次暴力语言，北京人也多有令人讨厌的大北京主义，这在内地的世俗生活中很容易到。我从乡下回到北京，对这一特别目惊心。冯骥才小说的世俗语言，因为是天津方言，所以生动另外的样貌，又因为属北方方言，虽是天脚边作，天倒麻痹了，其他省的作家，就沾不了多少这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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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寻文学”我常常被归到这一类或者忽然又被拨开，搞得我一副踉踉跄跄的样。

小说很怕有“腔”“寻文学”讨厌在有“寻”腔。

真要寻，应该是学术的本分，小说的基本要素是想象力，哪里耐烦寻的束缚？

以前说“文以载”这个“”是由“文章”来载的，小说不载。小说若载，何至于在古代叫人目为闲书？古典小说里至多有个“劝”劝过了，该讲什么讲什么。

梁启超将“小说”当“文”来用，此例一开“”就一路载下来，小说一直被压得半蹲着，蹲久了居然也就习惯了。

“寻文学”的命名，我想是批评者的分类习惯。跟随的，大分是生意。

但是“寻文学”有一非常值得注意，就是其中开始要求不同的文化构成。“伤痕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文化构成是一致的，伤是自己上的伤，好了还是原来那个，再伤仍旧是原来那个上的伤，如此循环往复。“寻”则是开始有改变自的望。

文化构成对文学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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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寻文学”却撞开了一扇门，就是世俗之门。

这扇门本来是《受戒》悄悄打开的，可是术般地任谁也不认为那是门。直要到一场运动，也就是“寻文学”才从眠躺椅上坐起来，慌慌张张跑去。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世俗之气漫延开了，八九年前评家定义的“新写实文学”看来看去就是渐成气候的世俗小说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