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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丽娅坐在人行上，拉起裙，盖住膝盖。这是个大天，光好像长了尖牙，啃噬着肤。几乎没人门走动，街上只有一对老两儿，迈着僵的步蹒跚而过。老儿大概叫德米斯什么的，着灰前帽，穿棕的呢夹克，对这个季节来说，显然太过厚重。我记得他脸上带着一副目瞪呆的表情，有些老年人就是这个样，好像一成不变地受着怪异发现的惊吓，殊不知这就是衰老，直到多年以后了医学院，我才怀疑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他们经过的时候招手致意，我也摆手还礼。我看见他们注意到了萨丽娅，步突然停了一下，旋即继续前行。

“你有照相机吗？”萨丽娅问。

“没有。”

“你拍过照片吗？”

“没有。”

“那你还想当摄影师？”

“你觉得奇怪？”

“有儿。”

“那我要是说我想当警察，你也觉得奇怪吗？就因为我从来没给人家过手铐？”

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我看得，如果她能，她一定在笑。“所以你是个聪明的蠢货。”她说“给你个建议：别当着我妈的面提这相机，要不然她一定会给你买下来。她正急着讨你的好呢。”手帕上了脸，又下来了。“可我觉得奥德丽娅不会同意。我猜你也知。”

我既到惊奇，同时又有儿不安，这么短的时间，她怎么能看这么多东西。我想，也许是因为有那个面罩，因为有掩盖的优势，也就有了警醒、观察和细看的自由。

“她可能会让你把它还回去。”

我叹了气。她说得没错。妈妈不会接受这样简单的补偿，如果牵涉到钱，那就更不可能了。

萨丽娅站起，拍拍上的土。“我问你，你家里有没有盒？”

玛达丽娜和妈妈在厨房喝着酒，我和萨丽娅上了楼，用黑记号笔涂鞋盒。鞋盒是玛达丽娜的，装着一双酸橙绿的跟鞋，鞋是新的，仍然包着棉纸。

“她打算穿这鞋去哪儿？”我问。

我能听到玛达丽娜在楼下，谈着她上过的表演课，老师要求她练习，让她假装自己是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石上。接着便是一串笑声——她的笑声。

我们涂完了第二，萨丽娅说还得再涂第三，确保任何小地方都不会漏掉。黑必须均匀，到天衣无。

“照相机就是这样的，”她说“一个黑盒，上面有个儿，让光线来，再拿东西来收光线。把针给我。”

我把妈妈的一衣针递给她。至少可以说，我对这架自制相机的前景，对它到底能拍什么，是心存怀疑的，就凭一个鞋盒，加一针？可是萨丽娅一扎了这个项目，带着如此之的信念和自我肯定的信心，那我也不得不留儿余地，万一这玩意儿能用呢？她得我在心里想，她知我不知的东西。

“我已经计算过了。”她说，小心翼翼地拿针扎着鞋盒“没有透镜，咱们就不能在小的这一面上扎儿，这盒太长了。不过宽度刚刚好。关键是扎来的针孔要尺寸正确。我算的是0。6毫米，大概吧。行了。现在咱们要个快门。”

在楼下，玛达丽娜一度压低了声音，变成了急切的低语。现在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可我听得来，她讲话的速度慢下来了，吐字也清楚了，我能想像她现在前倾，胳膊肘放在上，目光直视，睛眨都不眨。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熟悉了这腔调。人们这样讲话时，很可能是在透、揭发、坦白着某灾难的事情，恳求着倾听者。军队伤亡通知小组敲门时，律师向客兜售辩诉易的好时，警察在凌晨三截停汽车时，还有偷情的丈夫，常常采用这腔调。而我自己在喀布尔的医院里又用过多少次呢？有多少次我把家属领安静的房间，请他们落座，给自己拉过一把椅，打起向家属通报的神，畏惧着即将开始的谈话？

“她在谈安德烈亚斯。”萨丽娅不动声地说“我敢保证她在谈他。他们大吵了一架。把胶带和剪刀递给我。”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除了很有钱以外？”

“谁，安德烈亚斯吗？他好的。他经常差。在家的时候就总有人过来。很重要的人——长啊，将军啊什么的。他们在炉边上喝酒，一谈就是一个晚上，谈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能听到。安德烈亚斯有客人的时候，我是应该待在楼上的。我不该下去。可他给我买东西。他钱请了家教师，到家里上课。他和我说起话来也蛮和善的。”

她把一片四四方方、已经涂成黑的纸板盖到针孔上，拿胶带粘好。

楼下没什么动静了。我在心里编排起了剧情。玛达丽娜无声地哭着，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手绢，好像那是一块培乐多彩泥，妈妈没怎么她，看着，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好像底下有什么酸酸的东西正在化开。妈妈受不了别人在她面前哭哭啼啼。她看不得人家的泡，也看不得那不加掩饰、恳求的脸。她把哭看成弱的标志，一对他人关切的炫目恳求，而她是不会让你得到满足的。她不可能去安你。渐渐长大之后，我才领悟到这并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她认为悲哀应该是私密的，不该拿来炫耀。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问她，我父亲坠崖亡时，她有没有哭过。

在葬礼上。我是说下葬的时候。

没有。我没有。

因为你不伤心？

因为我伤不伤心不关别人的事。

要是我死了，你会哭吗，妈妈？

但愿我们永远也不必知答案。她说。

萨丽娅拿起那包相纸，对我说：“带上手电筒。”

我们钻了妈妈的橱，轻手轻脚地把门关好，门下面用巾住，挡住所有的光。等到周围一片漆黑，萨丽娅便叫我打开手电筒，我们事先已经用好几层红的玻璃纸把它包好了。微光之下，我看不见萨丽娅，只能看到她用细长的手指剪下一张相纸，把它铺到鞋盒里面，正对着针孔的方向。相纸是前一天我们从鲁索斯先生的店里买的。我们走到柜台边上，鲁索斯先生从镜上方打量了一番萨丽娅，然后问：这是要打劫吗？萨丽娅用指对着他，然后竖起大拇指，好像在扳动手枪的击锤。

萨丽娅把鞋盒的盖盖好，用快门挡住针孔。她在黑暗中说：“明天，你来拍你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张照片。”我真听不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决定去海滩。我们把鞋盒放到一块平整的石上，拿绳捆牢，因为萨丽娅说，只要一打开快门，我们就一动也不能动了。她凑到我边，从盒上方朝远看了看，好像那儿真有个取景似的。

“完的画面。”她说。

“没那么完。没对象。”

她看了看我，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说：“不。我不行。”

我们来来回回地争论了一番，最后她同意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她不脸。她脱掉鞋，双臂张开，好像走钢丝一样，走到离相机几米远的一排礁石上。她在石上坐下，面朝西，望着锡罗斯岛和基斯诺斯岛的方向，扯一扯发，盖住脑后固定面罩的系带。她回过，看着我。

“记住，”她大声说“数到一百二。”

她转过，面向大海。

我弯下腰，伏在鞋盒上方，看着萨丽娅的背影，她边的礁石宛如星群，石与石之间，海草纠缠，摇曳，仿佛死蛇，一条小小的拖船在远摆，涨，将嶙峋的岸蹂躏一番，便返退落。我抬起针孔上的快门，开始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