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上睛。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我在那儿坐了多久，一动不动，直到我听见楼上发了响动。我睁开，看到光已经转暗，便站起来，了一壶，烧沏茶。

有一天，我走他的房间，说我有个惊喜给他。那是五十年代末，还要过很长时间，喀布尔才会有电视可看。那些日里，他和我玩扑克来打发时间，后来下象棋，他教我，下起棋来，慢慢地我也能一小手。我们也了相当多的时间上阅读课。实践证明，他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师。我朗读的时候，他闭着睛听，要是读错了，他就轻轻摇一摇。再来。他说。那个时候，久而久之，他的语言能力已经有了相当惊人的改善。再读一遍，纳比。1947年，他刚雇我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也算是识字的，这得多亏谢基卜拉，可是通过苏莱曼的辅导，我的阅读才真正有了提，写作能力也因此大为步。他教我，当然是为了帮我，可是他给我上课也有自私的成分，因为现在我能读他喜的书给他听了。不用说，他自己也能读，可是只能读一小会儿，因为他很容易疲倦。

如果我忙于家务，陪不了他，他自己就没什么好的了。他听听唱片，但往往也只能看看窗外，看鸟儿在树上飞落，看天，看看云朵，听孩们在街上嬉闹，听果贩牵着驴，吆喝着：樱桃咧！新鲜的樱桃！

我告诉他有个惊喜的时候，他就问我什么惊喜。我用胳膊搂住他的脖，跟他说，咱们得先下楼。那段时间，我不用怎么费劲，就能把他抱起来，因为我还年轻，有力气。我轻而易举地托起他，把他抱客厅，轻轻放到沙发上。

“行了吗？”他问。

我把椅从门厅推了来。我已经为这事劝了他一年多，可他总是顽固地拒绝。现在我不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再说。他上摇起了。

“是因为邻居吗？”我问“你是怕听到人家议论你吗？”

他吩咐我，把他回楼上去。

“听着，我才不邻居怎么想，怎么说呢。”我说“这样，咱们今天要的，就是去散个步。天气蛮好的，所以我们要去散散步，你和我，就是这样。如果咱们不走这房，我就要憋病来了。如果我疯了，你怎么办？哎呀行了，苏莱曼，别哭了。你就像个老婆。”

他这会儿又哭又笑，嘴里还在说着：“不要！不要！”可我已经把他抱了起来，放了椅。我拿毯给他盖好，推着他了大门。

应该在这儿说一下，一开始，我确实给自己找过继任者。找人的事我没告诉苏莱曼。我觉得最好还是先找到合适的人选，然后再跟他说。来打听工作的人不少，我到房外面和他们见面，以免让苏莱曼生疑。可是找人找到后来，问题远比我预想的要多。有些应征者明显就是扎希德一路的货，我跟这人打了一辈，他们什么味儿，我上就能闻得来，所以当场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还有些人没有必需的厨艺，我以前说过，苏莱曼是个相当挑剔的客。另外一些人不会开车。许多都不识字，这是个很严重的障碍，因为习惯已经养成，每天黄昏前，我都要给苏莱曼读书。我发现有些人没耐心，如果要照顾苏莱曼的话，这就是另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他很容易动怒，有时候会耍小孩脾气。还有些人，我凭直觉到，他们缺乏必要的情，来承担手这份艰的工作。

于是三年过去了，我还留在这宅里，还在不停地跟自己说，只要我觉得能把苏莱曼的命运到可信赖的人手里，我就考虑离开。三年过去了，还是我在给他洗，用一块布，两天一次，还是我在给他刮脸，剪指甲，理发。我喂他吃东西，扶他躺便盆，再给他净，就像人家收拾婴儿一样，我也得给他垫布，布脏了我来洗。在那段时间里，由于亲密无间和例行公事，我们之间发展了一无需开的语言，而且不可避免地，一以前难以想像的不拘礼节，已经慢慢渗到了我们的关系里。

一旦我让他接受了椅，早晨散步的老习惯便恢复了。我把他推家门，推到街上，一边走，一边跟路过的邻居们打招呼。其中有位年轻的希里先生，刚从喀布尔大学毕业，去了外工作。他和他哥哥带着各自的妻，搬了一幢两层的房，就在我们家路对面，隔着三人家就是。有时我们在早上碰到他，他正在车，准备去上班，我总要停下来，开几句玩笑。我经常推着苏莱曼去沙尔瑙公园，坐在榆树的树荫下，看人来车往——租车司机举起大掌，猛拍车喇叭，自行车叮叮作响，驴儿叫，行人找死，跟公共汽车抢。在公园里，在公园外，苏莱曼和我，我俩成了常见的一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常常停步，和卖杂志的摊主、卖的屠说说笑笑，跟指挥通的那些年轻警察，我们也能逗上几句。我们还和那些倚着挡泥板、等人坐车的司机搭讪。

有时，我把他老雪佛兰的后座，椅收后备厢，开车城，去帕格曼。到了那儿，我总能找到一片漂亮的绿地，树荫下小溪潺潺。我俩吃完午饭，他便动手写生，但这实在艰难，因为中风影响了他惯用的右手。可他拿左手也画了树林、群山，还有一簇簇野，就算我把两只好手都用上，也远远不及他技艺湛。最后，要是苏莱曼累了，就会打起瞌睡，铅笔从手中落。我就用毯给他盖上，挨着他的椅，躺到草地上。我会听微风在林中婉转，看着天空，一条条云彩地游走不定。

或迟或早，我都会发现，我的思绪飘向了妮拉，她现在和我相隔万里。我会想起她发柔的光华，一只脚上下起落的模样，凉鞋吊在她脚后跟儿上，啪的一声，将一支燃烧的香烟生生踏灭。我想着她后的曲线，前的凸起。我渴望回到她边，被她的气味席卷，受她摸我手时久别的心脏抖颤。她答应过给我写信，可好几年过去了，十有八九她已经忘掉了我，到现在我也不能撒谎，不能否认，每次在家里收到来信时，我仍然会到一突然涨的期盼。

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详着棋盘。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是1968年，是苏莱曼的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年，也是希里先生和他哥哥双双了父亲的那一年，他们给两个儿取了名，一个叫伊德里斯，一个叫铁木尔。我经常看见这对小哥俩儿坐在婴儿车里，两个母亲推着他们，在附近悠闲地散步。那天，苏莱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盘象棋，他以攻的弃兵局开场，而我正在琢磨怎样才能挽回颓势。就在这个时候，他对我说：“告诉我，纳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说“这一我还是有谱的。”

“我在想，你该结婚了。”他说“趁你还好看。你已经有白发了。”

我俩相视而笑。我告诉他，我妹妹苏玛过去老跟我说同样的话。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雇我的那天，那是1947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当然记得。此前，就在离瓦赫达提家几个街区远的另一人家，我给一个大厨打下手，得很憋屈，一听说瓦赫达提先生需要厨师——他当时的厨结了婚，搬走了——就在一个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你当时可是个糟糕透的烂厨。”苏莱曼说“现在你得很，纳比，可那第一顿饭？我的真主啊。还有你第一次开我的车，拉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要中风了。”说到这儿，他一下停住了，然后咯咯地笑起来，没想到自己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玩笑。

对我来说，科斯先生，这可是个天大的意外，震惊啊，真的，这么多年了，对我的厨艺和驾驶技术，苏莱曼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个字。“那你为什么要雇我？”我问。

他把脸转向我。“因为你一走来，我就在心里想，我从没见过这么的人。”

我垂下帘，看着棋盘。

“我一遇见你，就知我们不是同类，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尽如此，我们还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开车门，我不会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可这总要好过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学会了在你边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想我说的东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纳比。我知你明白。”

我无法抬起睛，去碰他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