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讳。“大叛徒”一事则复杂多了。是“造反派”翻20年代初期的旧报纸查来的。当年有那么一天北京城里各大报纸的版都登了一条显要的消息，报警方逮捕了北京大学的几名赤分，列在标题中的三个名字里第二位便是崔伯伯。有两份报纸还言之凿凿地说崔某人系共产党要员。隔了若天报纸上又有崔某人被家人付重金保释狱的消息，并说崔某人表示从今以后拟安心读书、不涉政治云云。那消息不再登在版而只现在次要版面的角落里。“造反派”和“清查组”当然据此提审了崔伯伯，在这个问题上据说崔伯伯就表现得极不老实，极为狡猾，并且气焰极为嚣张，言论十分反动，他因此不得不承受“造反派的脾气”而被武斗。据说因抗拒武斗他掉落了两颗牙齿，那当然是罪有应得。

二哥将大字报上所公布的崔伯伯的新的反动言论扼要地复述给你，你从那些信息中察到，崔伯伯的彻底沦落概缘于他的“意识原罪”

是的，崔伯伯在被审问时说的那些话，是一“原罪”一无法从他意识结构中剥离开的“原罪”…

他说，那时候北京大学自愿组成的政治团或准政治团很多，陈独秀、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只不过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个，他的参加只不过是凭借着一情和兴趣，那时他还不到20岁，非常幼稚，他有时去聚聚有时又并不去，他没履行过什么手续，所以自己觉得并非正式成员，因而后来的不再参加也无所谓退，当然也就无所谓叛变…那时候人们也都并不以他的退为怪，他被保释后依然经常见到李大钊，见面时依然言谈极，那时候社会上不存在一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明确表态归属的政治前提，你可以搞政治甚至自制炸弹去炸政敌，也可以完全不问政治地读书、教书、写书或者卖大饼和拉黄包车…

他说，他那时候当然见着过泽东，因为他经常去图书馆借书。有一次泽东跟他打听周作人先生的住，他当然告诉了他…“造反派”便喝断他的“代”说他胡说，伟大领袖主席一定打听的是周树人即鲁迅的住而不是汉周作人的住。他便说那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当时周氏兄弟住在一个院里，但他记得很清楚主席打听的是周作人，周作人那时候还不是汉，而且当时在周氏三兄弟中名气最大，…他说主席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因而他实在提供不“造反派”们所希求的足证其伟大的事例，他总不能伪造历史…

这便是他的“原罪”即使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自识字以始的，谁一定要他伪造历史？但他应当到一个社会阶段所设定的“历史前提”之中，他灵魂中总梗着“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一类“事实”他怎能不被打倒，不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据说那一审问之后，崔伯伯因为抗拒而掉落了两颗牙齿，他就变得稍微聪明了一。当然只是“稍微”了“一”而已——他不再回答任何讯问，面对着“造反派”的连珠炮般问或拍桌怒喝，他只是低沉默。

他晚上被关地下室，白天被放来清扫厕所和楼。

他的原还在上海，还活着吗？

他并没同那原离婚。以往每月他把三分之一工资给她寄去作生活费，现在他没有了一分钱工资只有一天三顿窝菜汤，那大太太谁供养？

他的二太太呢？据说连同他那几个跟二太太生的女都被轰到了一小平房中，总不至于死掉吧，但他们又是怎么个存活状态呢？二哥和你敢去看望吗？倘若去了，她还会用拳捶到二哥脊背上，笑着说：“好一个盈工，吃得嘎胖！”还会一脸的红么？

…后来有一回你去找二哥，二哥告诉你崔伯伯死了，不是自杀，是突然发病，昏迷，不得不送到医院，医院说是癌症晚期，也没怎么给治，没多久就死了。

崔伯伯死到临，终于认识到当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常去借书的那个地方，分明照耀着一颗最红最红的红太么？他的意识，还持那个有罪的记忆，便是那个个湖南人跟他打听的，是周作人教授的住址么？

想起来，有一恐怖。

8

大哥跪在地上，给爸爸洗脚。

爸爸被行复员到了原籍。大哥也被行遣送到了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