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望父母。

二哥从张家回来以后，断断续续向他讲到一些情况。

父母在张家那所军事学院中过得不错。尽张家地区一般居民的生活远比北京艰苦和单调，然而学院自成系，占地颇的学院围墙里是一个与北京郊区队大院相仿的特殊环境，父母住的是单元楼，吃粮和副供应上都有特殊照顾，因而不必为他们的生活担忧。父亲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得学员们喜。母亲把家务持得比在北京更井井有条。而渐渐长大、聪明伶俐的蒋唱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但父亲却一反前几年对大哥的好，重又复归于对这个从幼年起就不断给他招惹麻烦的长的厌恶乃至于痛恨。

二哥自然一直保持着同大哥的通信，并且自然与大哥有更多的。据二哥透，大哥在队久久不能党，使大哥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大哥在队实在是极其努力，他的才、文才，以及捷而大胆的思路，也得某几位首长看重，几次借到军区宣传参加一些很光荣的任务，但却总不能正式调军区有关门，因为他总解决不了党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有一回大哥所在队的一位党的领导忍不住透给大哥：他们外调了父亲的情况，知父亲在反右运动中有错误言论，开过中型会议批判，但最后没有定为右派，只由组织内控，即属于“内控右派”不告诉本人，只要本人没有新的右派言论和行为，也不影响一般使用，可继续发挥其专长…这样的一情况，决定了大哥即使本人再加努力，也很难被收党。大哥听了大为震惊，便忍不住写信告诉了二哥，二哥到了张家，有一天当父亲抱怨“老大死不争气，这么多年连党都不了”时，便忍不住向父亲了解释，并问：“爸，你真的被定成内控右派了吗？你真的自己一儿也不知，也没察觉吗？”据二哥说，父亲当时先是一愣，接着就暴怒地用手把桌上的烟灰缸一下扫到泥地板上，起来恨恨地说：“好呀好呀，死不争气，自己不了党，还污赖老！我是决不认他这个儿了！荒唐！荒谬！岂有此理！”吓得母亲从厨房里提着锅铲来，不知陡然降临了什么祸事，而还完全不解事的蒋唱便“哇”地哭了起来，跑过去使劲抱住爷爷的双…

二哥后来非常后悔。他再长大些后也很埋怨二哥。二哥原是最孝顺父母的，从小长大到那一回以前几乎从未让父母生过哪怕是小小的一气，然后那一天他却猛地在父亲心上划下了一又又长的伤痕！

…到了那军事院校后，父亲原是心情舒畅的，他很满意组织上给他安排的那个角，并且自己也很积极地投那个角。父亲在反右运动以前因为真诚地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加共产党，因此没有像钟先生那样去刻意地塑造自己，但他后来加了“民革”(即一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那原因一是单位里的“民革”动员他，二是他觉得自己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又到广州积极投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与廖仲恺、何香凝等都有过从，因此自己加“民革”颇顺理成章；在反右运动的引发阶段大鸣大放中，他正是因为参加了“民革”才在一个“民革”的“神仙会”上于“响应党的号召”又碍于主持者一再名动员，才发了一个言，那言论从后来反右运动所竖立起的坐标来衡量，定为中右是一也不冤枉的——他在歌颂了共产党的廉洁以后，却举一些例，用新旧海关对比，说新海关的一些实在外行，不像旧海关人人都得通业务才混得下去…后来那“民革”及另外几个人都划成了右派，在批判斗争那几个右派分的会上，也组织了几个涉及到他的错误言论的批判发言，钟先生的发言火力最猛。据说发言中因为激动，拍了一下桌，竟使得小手指骨裂，后来治疗了好久才终于复原；父亲自己也在会上对自己险些被右派分利用、客观上攻击了党作了自我批判…反右运动过去以后父亲除了不再担任副长，改任谁也不领导而且工作内容颇为机动的专员，但待遇不变，因而他自己并不觉得了什么“另册”后来调到军事院校任教，发挥他那经旧海关多年外班工作练就的英语语专长，也很得心应手，他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跟着共产党走，并且也得到共产党信用的“民主人士”他在张家生活得比在北京更心态平静、富有生气，虽然张家没有西餐馆，不能满足他那吃西餐的腹之，但母亲即使在那样的一环境中、条件下，有时也能给他西式的炸排、油鱼、土豆青菜沙拉吃，加上又有孙女儿在膝下承，那简直有一足称幸福的觉…

然而二哥却给父亲带去了那样一个可怕的信息！他不相信、不承认，并且不愿想像他的档案上有那样一不仅令他自己，而且也令女羞耻的印迹，他断定那是大哥因为久久不能党，而造的一个谣言，由此他对大哥恨之骨，并且再不给大哥大嫂复信，凡去信都一律由母亲来写…

他从未向父亲坦诚地谈过这一段公案。父亲真的能通过断定大哥造谣和怨恨大哥，扫除他心中的影吗？他记得，那已是接近“文革”的一个假期，他那时已然从师范学院毕业并已分到市区一所中学任教，他趁假期到张家去看望父母，本来一切都很正常，忽然有一天母亲笑地从堂回到所住的单元里说：“…人家乔芝芸和我们家去领苹果哩，盈海你快拿个筐陪我去提…”那本是一桩很平常的事，学院经常在堂分发给各家一些作为福利补助的“货”大概是父母那座楼里别的家都已闻讯领过了，只有那个叫乔芝芸的和父亲家还没有去领，因而堂的人见到去买馒的母亲便顺便作了那样的嘱咐；谁知父亲一听这话便陡然从躺椅上起来，将手中的一本英语语法书往地上一掼，脸红脖地吼：“什么？让乔芝芸和我们去领？！不要！不要！不要！”把母亲和他吓了一，幸好蒋唱当时到楼下找小朋友玩耍去了，否则一定又要被吓得“哇”地哭声来…

后来他清楚了，那个叫乔芝芸的是一个年龄已近50的妇女，他见过，望去尽憔悴，却依稀可见当年的貌。据说解放前是一张什么报纸的记者，解放后又一度在一张民主党派办的报纸继续当记者，反右运动时因有大量右派言行被划为了类别最为严重的右派分，而且在大批右派分都已摘了帽之后，她居然还未被宣布摘帽，经过一番下放劳动改造以后，那所军事院校也通过有关门把她调去当了一个外语教师，据说她掌握一门在当年显得相当偏僻的外语，好像是牙语什么的；在二哥透大哥信函中的“秘密”前，父亲对乔芝芸的存在，本来是无所谓的，他懂得那现着共产党怀的朗阔：一个政治上如此反动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只要她有一技之长，甚至也可以调到队的学院里来教课；只要自己和家人少同那姓乔的接，便不会惹来什么麻烦。他分析，一定是二哥那次不慎在父亲心上划了伤以后，父亲便对姓乔的起来，并且一定产生过某些联想，某些疑惑，果然，那天堂里的人一定是非常偶然地为分发苹果的事将乔芝芸和父母家并提，父亲便仿佛有人将手指探了他那无形而又无法向别人——即使是母亲——袒示的伤，顿时暴如雷，最后竟语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