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七舅舅。七舅舅被揪来以后，父亲对七舅舅的鄙夷溢于言表。我不愿意转述这些更多的倒不是因为怕伤害了母亲一系的家族情，而是因为怕人们误解了我的父亲，以为他是一个落井下石或者思维偏激的人。父亲对我讲到七舅舅的事情时，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潜意识激着的因不仅繁杂而且相互撞击，而这又与他本人及他们那一代人中的其他一些人的命运遭遇直接有关。我或许永远不能到父亲的思路和意绪中去，因而我如转述很可能都是些无意的歪曲。我最好还是凭借我自己的想像力来勾勒一切，把父亲提供的材料糅去，当然，也有母亲及其他人提供的某些材料。

10

一切还得从我爷爷讲起。我爷爷一度是故乡最有名气的人。他到省城参加清末最后一届科举考试，考中举人。这样他就来到了北京，以图一步的功名。当时西方已敲开中国这座大庙堂的殿门，连朝廷也认可派举洋造是一有益于加固中国殿堂的措施。于是将两条路摆在众举面前供他们抉择：一条是像老规矩那样在京等待委派官职，另一条则是洋留学。我爷爷选了后一条路。他去了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学的是人类学。结果他同许多留洋举一样，不但没有通过留洋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反倒滋生了猛烈的掀翻古老殿堂的激思想。他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回到北京后，他又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过从甚密。他的力主要用于各家里人不甚清楚的社会政治活动，他的公开份则是在蒙藏院(清朝覆灭之后国民政府的一个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衙门)任佥事，这也是他挣钱养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不知为什么凭借这样的份和经济来源他能一度生活得那么好——父亲把那一时期称为“朴园时期”朴园是爷爷租住的一所位于北城净土寺街的大宅院，宅院的格局次于王府贝府贝勒府，但绝对于一般阔人的四合院。据父亲形容，住房分有致的穿堂倒厅、穿山走廊、回廊别院。其中央位的房屋是歇山带卷棚的大轩昂的建筑，有着雕金边靛蓝底凸起金字的廊对联，并在气派十足的正屋正门之上悬有一块大匾，匾上书有“朴园”二字，这所大宅院的总称谓即由此而来。宅院前及一侧有土山太湖石及无数大的树木和丛生的草木，其间缀着旧亭荒榭、石桌石凳、古井灯台，由于久未刻意收拾而任其生灭，因而充溢着神秘的气氛。

朴园时期，我爷爷享受着一特殊的尊敬，那就是来自遥远故乡的京士人的崇拜与投靠。据说那一两年里，几乎每个来自故乡的读书人都不仅一定要来拜望我爷爷，争取当面聆听他的教诲，而且常常就留宿在我爷爷家中，那大宅院中的一些偏房几乎成了同乡会馆式的免费宿舍。开饭时就更闹，不仅留宿的人都坐下来白吃，更有并不住在朴园而特意从老远的地方跑来赶饭的。所以据说爷爷家那时候雇佣的厨就有四个之多。白米捞饭和白面馒每顿都是用大笸箩往饭堂里送，菜肴和汤一般情况下并不特别级，但分量颇大，大盘大碗地往桌上端，还总有泡菜和霉豆腐佐餐。据说每顿开饭时人们并不固定座位，随便坐，一般当然都愿与我爷爷同桌，但我爷爷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多，回家吃饭时候少，所以很难获得与他同桌的荣幸。但我爷爷因为一脑新派思想，所以并无架，他回来吃饭时，常常端着碗，主动移到这里那里，边吃边同故乡来的年轻人攀谈，有时候突然来吃饭的人过多，菜供应不上，我爷爷就用筷，敲着桌上的霉豆腐碟，乐呵呵地说：“你们莫忙，莫忙啊，把这个留给我啵！”而也就偏有调的年轻人连那碟也端走，笑嚷着：“先生吃白饭！我们白吃饭！”我爷爷便仰脖大笑，常常把嘴里的饭了来。也有时候突然某顿并没有多少人来吃饭，我爷爷便皱眉，显然心里在嘀咕：今天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还没有冰箱，厨师怕多的饭菜馊掉，也唉声叹气，也确实经常馊掉许多，只好便宜了来捡泔的郊农。

七舅舅原只不过是众多跑到朴园来赶饭的故乡青年之一。他究竟是来朴园时已经加中国共产党，抑或是来朴园后、甚至是经我爷爷认识了陈独秀、李大钊或别的未在青史上留名的哪位早期共产党人后在北京加的，还是他在几次往来于故乡——北京——上海之间的过程中在故乡或上海或别的什么地方加的。这我就不清楚了，相信七舅舅在自己的档案材料上是写得一清二楚的。这一来自故乡的县党史修撰者也毋庸我来考据证实——但有一父亲告诉过我：我爷爷很喜七舅舅，甚而从喜发展到。

那是个大革命的时代。1925年年初，我爷爷决定抛弃朴园，把、我父亲和当时尚未成年的几位姑姑移到远比朴园狭小简朴的四合院中，前往广州参加革命。他决定把七舅舅当作他钟的弟及亲密战友带走(其实就七舅舅方面而言，无需谁把他带走，他是把我爷爷视为可而可敬的辛亥革命老前辈，愿推动他一步加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利革命事业)，这大约引发了我父亲与爷爷同时兼及七舅舅之间的尖锐矛盾——须知我父亲当时也是一位血气方刚的激青年，凭什么他就得留在北京挑起维持一家的生活重担？凭什么他就不该前往迸发诱人的革命魅力的广州，也成为一个惊涛骇狼中的儿？难七舅舅就真比他么？难爷爷同七舅舅在一起，就真比同自己亲生儿一起更到昂奋而快乐么？

但不怎么说，爷爷同七舅舅一起去广州了。北京的一大家人，并不能及时得到爷爷从广州汇来的钱，后来更脆一个儿也收不到，恐怕是爷爷本就没有再寄，我父亲，当时也不过才20岁的样，便在对爷爷恨加的情冲击中，咬着牙挑起了越来越沉重的家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