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向斜前方，手掌立起来，五指用力地张开“赤澎湃！”“惟我工农！”当这类词语从他中时，听众中的一分会狂的鼓起掌来，而一些剪着短发、穿着月白袖短衫、黑百褶短裙、长统厚袜、带绊布鞋的新女，便会从仰望着他的睛里，闪异样的光芒，连我父亲的恋人——我的母亲，当时国立女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七舅舅的从堂妹——也是如此；父亲回忆起这类情景时，心肯定是五味织。

北伐军节节向北推。据说我爷爷和七舅舅都担任随军的军医。爷爷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人类学时便上过医学课，后来又专门去修过外科，七舅舅从十几岁起就跟着一位教会医院的洋医师学牙科，因而他们担任随军医师自然相宜。据说终日于激昂亢奋状态中的七舅舅面对着送野战医院的鲜血淋漓的伤员，常常一边心疼地抢救，一边大声地用家乡话中最刻薄凶狠的脏话骂军阀及其走狗，还常常不顾我爷爷及其他军医的劝阻，着脚要去参与前线的冲锋陷阵，并且在汀泗桥一战中，果然擅离野战医院的职守，跑去行参加了敢死队。据说他举着一面北伐军的战旗(我想像不那是一面什么图案的旗帜)，在烽烟中冒着枪林弹雨，冲在最前列，并终于把那面旗帜在了所攻下的屋宇上，他的英勇、情、浪漫、豪放，一时传为佳话。

我爷爷和七舅舅随着胜利的北伐军了武汉城。那时候我还远未生。后来我从教科书上和老师讲述中知发生了什么事。国共分裂“四·一二”大屠杀，白恐怖。我爷爷同一位“日事变”后从湖南逃来的女赤卫队长(几乎比他小30岁)，一起前往上海同居并开辟新的局面，七舅舅则辗转到达江西南昌。后来就有历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并使我们在以后的每一年8月1日永志不忘这一壮举。那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也是七舅舅生命历程上的一个转折。

传说起义前数小时，召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北伐军军官会议，后来彪炳于史册的几位人主持那次会议，他们宣布了起义计划，并郑重地说：愿意参与的，留下来；不愿参与的，可以坦率地表白，发放路费请速回乡——当然，不允许有害于起义的事。七舅舅人意料地当场走上前去，冷静地清晰地表白了他的意愿。他不参与，他将于第二天返乡当一个牙科医师，他绝不会投靠国民党或别的什么政治派别，他将永远从政治中退。他不领所发放的路费，因为他自己有足够的钱供他退。说完，他便一步一步地退了会场，人们给他闪开一条路，许多目光视着他，他却双不看任何人，匀速运动地走了大门，消失在苍茫夜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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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对七舅舅的鄙夷，不仅有一般政治德标准的依据，更多的，是他以自及另外一些亲朋的遭遇与之作平行对比，而切肤般地受到一不平。

父亲向我披七舅舅的这段政治隐私，已是在“文革”的后期。当时父亲已从一所军事院校被行“复员”回到遥远而偏僻的故乡。其实父亲早在幼年时期就随我爷爷迁到了北京，后来几十年间从未回过老家，并且他调到军事院校任教已是60年代初，是从北京国务院一个大调去的。他之被行“退休”回乡自然是受极左路线的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才得以平反，这是后话。父亲遭难时，七舅舅却依然安安稳稳地住在上海。前面讲过七舅舅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也受到过冲击，被“揪来”送了“死班”“全托”但那时间很短，很快就为他落实了政策——认为他的历史问题早已查清，他也早已代得一清二楚，他只算是脱党而不能算作叛徒。确实也是，他毕竟是在主持起义的共产党领袖宣布了可以退以后，当众明明白白退的。他退以后确实回到故乡、后来又到上海当了一个只给人看牙绝不参与政治的牙科医师。据说国民党在“剿共”时期也曾派特务严密监视过他并扰过他，但他确实没有再同共产党保持任何联系并且也确实没有向国民党提供任何关于共产党的机密；又据说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及抗日战争后表示要实行政治协商期间，派大革命时期与他往过的要员上他家去动员过他，让他来在某瓶的政治组织中充任某角，而都被他婉拒，他见到这类造访者都只衷于为他们全面检查牙齿，并提供腔牙齿保健的切实可行的建议，所以最后人家也便听任他当他的牙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