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的日里毕竟也还有亮。即使像芝麻粒那么大的亮，也总能放心窝儿的微光。那几年里，亲友们从外地寄达我那个胡同杂院小小东屋里的书信，便是我生活中的亮，心主中的星光。

有一天接到了曹叔从河南“五七”校的来信，厚厚的一叠信纸，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使我惊喜不已。原来那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他坐着小板凳，掀开床褥，以铺板当桌，几乎写了一整天，专为我。这使我非常动。他写他对北京的怀念，写着写着就信由缰起来，写到渴望能喝到一碗豆，就着炸成金黄的焦圈儿，或者起着许多小泡泡的薄脆；还渴望在北京小胡同里的大槐树下，让晚风把满树的槐儿落一一肩；甚至渴望让天的沙风扑面而来，从而嗅到一“沙尘的香味”他又写到在“校”的生活，写大家如何席地而坐地看一晚上电影，整整两个多小时里所放映的全是有关迎西哈努克亲王的记录片，大家竟目不转睛、津津有味，乃至已经映完意犹未尽。又写到有一天集合排队，步行十几里去镇里一个广场，看县里一个剧团演样板戏《沙家浜》，因为去的人太多了，观众席又无坡度，结果除几排外后面的人几乎都觉得看不见台上的演，于是乎往前拥，于是乎争吵，于是乎推搡，最后竟至于大打手，甘蔗和甘蔗满天飞，人们的审饥渴化为了一片原始的宣…读完这封信我非常忧郁，我烈地思念曹叔，渴望与他同桌对酌，仿佛我能抚他那在寂寞着并憧憬着的心灵。

几年以后，已经粉碎了“四人帮”情况开始发生了一些本的变化，我收到了中国少年儿童版社复刊的《儿童文学》寄给我的一张“内电影观票”演的节目是西方电影《蛇》。放映的场所是一内礼堂，我以一空前的荣幸凭票了那所礼堂，从下公共汽车起直到礼堂大门，我穿过了稠密的等票、求票乃至于试图抢票的人群；开始放映电影了，我坐在前排，突然听到一阵阵猛烈的撞击声，不是银幕上传来的，而是已经闭的礼堂大门被由于极度想场观看而未能得以场因而暴怒的一些人所撞击，那声音清楚地表着他们不是用手拍用胳膊肘敲用脚踢而是用整个在撞，实在是惊心动魄！我看不下电影去，我忽然想到了曹叔的这封信，我见了普通人心灵的一最纯朴的渴求与一最浑黑的寂寞以及试图冲这寂寞的暴烈挣扎，我鼻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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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曹叔给我寄那封信不久他就回到了北京，不过我是很久以后才知的，因为他回到北京后并没有来找过我，估计他也并没有喝到豆吃到焦圈或薄脆，甚至也并没有重温到槐的芬芳与沙尘的馨香。

是组织上通知他并让他回到北京的。

北京那时候正全面修建地下铁，很大一分修建任务由工程兵队承担，该队有一支庞大的汽车队，负责运输土方以及各建筑材料；车队的司机大多是些十分年轻的义务兵，他们经验不足，特别是以往习惯于野外作业，到了这人烟稠密的城市难以迅即适应，自然也还因为北京人中总有那么不小的一分对汽车并不怀着畏惧心理，特别是年轻的骑自行车人，从而常常酿恶车祸。

在那几年的许许多多这类车祸中，有一桩在东单。一位工程兵的大车司机在慢车上撞死了一位骑车人。撞死人的战士和被撞死的工人都是才二十多岁。那被撞死的小伙骑的是一辆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凤凰车，手腕上着一块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全钢防震防上海表。

工程兵队十分重视每一桩他们属下造成的车祸，甚至早就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调了若明的人员，就班地理每一桩有关事宜。这桩车祸发生后他们理得也一如既往地及时、大度、心。

他们查实了死者的份，先主动到所属工厂致歉，并由工厂方面陪同到了死难者家中，向那工人的母亲诚挚地致歉，不仅肇事者声泪俱下地跪到她膝前愿认她作自己的母亲伺奉她终生，肇事者一个班的战士全都诚挚地围住她向她宣誓：“娘！我们全是您的儿！”队不仅允诺负责全殓葬事宜，并赔偿她5000元人民币的人损失，肇事者所在班且拟承担她家的全家务，从买米买煤买菜到饭洗衣，乃至于要给她念报纸讲故事陪她唠嗑儿解闷儿。但那母亲对这一切的反应是没有任何反应。她睛睁得大大的如两个铜铃，嘴抿得细细的如一刀痕。她坐在那里不哭不语，不动不晃。

她便是曹叔的原。死于车祸的便是曹叔惟一的儿。

我至今没有问过曹叔这回事。也不应当问。但我至今仍不免悬想，他那原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如何生存于这人世？曹叔从来没有过她。她的公婆也不可能给予她。惟有由她输己培植的儿能回报她以，使她灰暗的生命趋于明亮。他们母相依的生活程刚刚达于一个新的起，十几年来她每天用多于十个小时的十指劳作(挑绣外贸桌布餐巾)，辛茹苦供儿上完了中学，又蒙政府政策照顾，没有安排上山下乡而分到了一所很大的工厂，在一个很大的车间里当上了车工，并且开始领回了工资，给她置买了新的衣衫和鞋袜，跟她反复地说：“妈，打今儿起就是我养活您了，您该歇着了！”还懂得给她往家里带她最吃的酱和京白梨，又在她督促下为自己置买了新自行车和新手表，谁料到这刚刚达到的新起竟也是突然降临的终。她失去的不是一个儿而是生命的一切。她的命运为何如此悲惨？冥冥中真有主宰么？谁这般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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