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我至今念曹叔对我潜在的艺术创作能力的发现与推动。

我上到大学时，同曹叔已成为了朋友。这是很微妙的事。八娘于我来说永远只是个可亲的长辈，而喜怒不形于的曹叔竟同我渐渐结成了忘年。

我在中毕业前已开始在报纸副刊上登些“豆腐块”八娘对此的反应，不过是笑眯了双，拊掌调侃我：“唷，完了！成了大作家了哇？”曹叔却试图同我些令我乍听颇为吃惊的探讨，例如：“散文的本究竟是什么呢？”“文尾总用省略号作结尾是否善策呢？”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银锭观山》，描绘的是北京西北城什刹海域的特异风光，他很在意，鼓励我说：“你跟我一样，虽然没生在北京，却长在北京，今后怕也长居于北京了，你不如专门研究北京，着重写北京，这就需要到真正现北京特的方方面面去…”于是他怂恿我去喝豆，吃爆肚，乃至于嚼闻上去臭烘烘的雪霜；他细细地引我探讨：“炒肝明明不是炒的，并且主要成分是，那为什么要称作炒肝？小肚儿明明是猪脬成的，脬是膀胱，并不是肚儿，即不是胃嘛，那为什要叫小肚儿呢？这里都掺和着老北京人的微妙心理…”诸如此类的探讨，往往是在他家的饭桌上，八娘和表妹都吃完散开，而我俩却仍慢慢地喝着酒时展开的。我的喝酒，是曹叔教会的，八娘常常叹：“完了？！一个人不算，还把人家拖下，有你这么当叔叔的么？”曹叔面对这话仅仅淡笑着，有时甚或还微微颔首：“是呀是呀，我是罪魁祸首么！”好在曹叔自己的量并不大，而且喝得很慢，又讲究要有两样以上的下酒菜。因此，他带我喝酒，只给我增添了许多的乐趣，并未给我的和神带来过些许的不适。我们喝得最多的不是啤酒和白酒，而是黄酒，得地喝，小小地喝，在这饮啄之间，曹叔为我迈文学艺术天地提供着不知不觉的推力。

八娘之曹叔，因素之一就是她觉得曹叔有才，不仅有农业专业方面之才，而且有文艺才能，八娘曾在我家对我母亲眉飞舞地夸耀过：“三呀，你哪猜得到，他画漫画画得才好哟！机关里搞个展览，贴他好多漫画，咦，笑死人，画那个闹个人主义的，脑壳儿膨胀得南瓜般大；画那个闹情绪的，自己把自己打了个结儿，完了！围起看的人都笑个不停哟！…”但曹叔自己冷静地意识到，他的漫画，他的书法，他私下写着解闷过瘾的散文，离公开发表在印刷品上都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他把期望寄托在三个表妹上，这是我意会到的，他并未当着我明确地过，他总不失其蓄沉静的派，自然又是八娘，往往过分烈地暴她及曹叔的那样一期望，记得有一回她来我家，手里提着好大一件东西，我母亲一看吃了一惊：“八妹，你这是要远门么？”她满脸红光地大声解释说：“哪个远门哟！你看嘛，这不是行李箱，这是手风琴啊！天津鹦鹉牌的，一直想给小涧她们买，总碰不到这个名牌儿，今天你来这儿耍，路上恰恰让我碰上了，吉人自有天相么！”我母亲问她了多少钱，她说的数字让我母亲喊：“完了！你啷个那么舍得哟！”八娘竟激动得一跺脚，连短发都摇动起来：“我们就是喜艺术呀！就是盼小涧她们能个门呀！”这镜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活灵活现，世上渴艺术达到我八娘这程度的也许很多，但表述其酷表述得如此真率和烈，怕不见得多吧？

就好艺术而言，三位表妹确实继承了曹叔和八娘的心，但她们似乎都乏于其父的沉而富于其母的奔放，记得有一回，我们同去看队文工团歌剧团的演，所演的是一平庸乏味时过境迁永不会复排的歌剧，因为我夫屈晋勇曾是那歌剧团的演员，参加了那歌剧的演，因此我和表妹们坐在台下等候开幕时都颇有傲然之气，幕布拉开后，在舞台上认了我那夫时，三位表妹都惊呼声，幕间休息时，我领她们绕到后台，在后台她们不仅看到了熟识的表夫，还见到了曾随他们表夫到过我家的常延茂。那一回她们恰巧也到我家玩，相互攀谈过，她们竟因为在后台近距离看到自己认识的人以烈的化妆改变了面容，并舞动着腰肢准备下一场戏，而互相拍打着手掌表一率真的狂喜——多少年以后回忆起来，我还觉得这是不褪的一幕。当年我曾暗暗地为她们害臊，我以为她们把一对艺术的神秘和崇拜心表达得太直太丢份儿了，但现在想来，那自天的无掩饰，难不是如晨曦中的珠般艳丽、晶莹、纯洁、芬芳么，后来生活的艰辛人事的烦扰在她们的心上都磨了厚茧，再想看到她们那纯情少女的奔放表，是永不可能的了。

9

曾同曹叔讨论过《红楼梦》，有一次我对他说，《红楼梦》里写到贾敬吞金丹丧以后，贾珍贾蓉跪哭的描写，使我到他们既有作假装样的一面，也有内心真情的一面，他却不以为然，冷冷地对我说：“我有经验的——那全是作假装样。”当时我没有同他争论下去，心中却以为他忽略了级艺术对人内心多层次描绘的特。后来，我才慢慢会到曹叔自有他的理，他在大家里生活过，在有那土山小亭的宅院中积累了他的生活经验，他知多角的宗法或人际关系可以把人压榨得多么瘪、多么虚伪。

很久以后我才知曹叔在北京还有一位胞弟，也生下了三位千金，但他们两家似乎绝少来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他们的父亲遭到了冲击，被愤怒的“红卫兵”批斗以后遣送回了山东原籍。与他们父亲同住的曹叔的那位原及曹叔的儿没有被“红卫兵”一同轰回山东。因为“红卫兵”觉得他们实在与那“老血鬼”难划归一类，有的“红卫兵”还认为他们母二人是被“老血鬼”“血”的对象，故而引为“红五类”而发动他们“造反”曹叔那惟一的儿原来几乎不同他的生父和胞叔来往，爷爷遭冲击后却几次去他们家中活动，希望他们想想办法，使爷爷能返回城中，至少在原籍不那么受苦，但据说那位叔叔冰冷地拒绝了，认为早已划清界限，现在更不能丧失立场；曹叔动了心，却一筹莫展。据说那儿一跺脚，瞪了父亲一，一阵风走了，从此再未登门。我至今不敢就此事问及曹叔，我想他内心一定很复杂，他或许对原由父亲持的大家早生厌恶，那加于他的包办婚姻就曾危及他人生的基本幸福；但他对解放后获得了文史馆馆员资格的父亲也未必没有一定的尊重和情，他真应该重新研究一下《红楼梦》中的人关系，人们的生活经验确实需要在新的情境中不断地加以过滤和重组。

“文化大革命”使我家和曹叔一家以及其他亲友家都相继动飘移，曹叔八娘在70年代初带着三个女儿去了河南“五七”校。“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八娘的状态可谓没心没肺，曹叔的状态则可谓不知所措。记得八娘在所谓“派仗”兴起后还到我阿家去过，那时我父母正从张家来到阿躲避武斗，她竟若无其事地向我父母描绘了如下的开斗场面：“…开会开到一半，咦，就冲一群人来了哇，手臂上都到起一尺长的红箍箍，是泽东思想战斗队，那一派的‘送瘟神敢死队’，他们二话不说，抓起空板凳就朝台上摔哇，完了！会场成一窝蜂，我就跟到起喊：‘莫打架哟！’结果，也不晓得哪个人把我一推，差儿就推到了别个脚底板下哟！…”讲至此她竟呵呵地笑了起来，急得母亲拍着她手背说：“八妹哟，好险哪，你怎么就不躲开嘛！他们打，跟你啥相嘛！”八娘频频，却似乎并不到在那么荒谬的情景中应当到恐惧或悲凉。也还可以理解，八娘不是党员，不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还不够格，两派都不把她放在里，甚至都对她忽略不计，因此她心理压力不大。曹叔在里是个副长，也不算什么引人注目的“当权派”但两大派斗起来，他却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夹在当中，态难表，步难迈，结果似乎是投向了保谭震林的那一派，被另一派视为了“老保”这下就追究到了他的，他的“陈世式行径”乃至他曾“用漫画向党攻，属漏网右派”等等，等等；他们下“五七”校前我曾去看过一次曹叔和八娘，曹叔拉我喝白酒，反常地不用酒菜，只用几个蒜下酒，并且一回所答非所问，还喃喃自语，最后竟语无次，我不知该怎么好，倒是八娘一旁劝解说：“完了！天又没塌下来，啥不得了的事，把自己愁死了，不倒中了那些砍脑壳儿的计！”最后八娘给我们一人剥了一只气蒸腾的粽，我们停下喝酒而吃那粽。

到70年代初，二哥、阿，还有曹叔、八娘他们，都离开北京，下放外地了，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京城西北隅，仿佛一只缩在墙里的土鳖虫儿，过了今天不知明天会怎么样，勉打熬着灰暗压抑的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