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越。直到潘秀娅姥爷去世以后，母亲除了季节地卖一阵冰，基本上只是个无职业的家妇女，家里主要指靠潘秀娅父亲挣工资过日，这才渐渐消了锐气。

这样的一家，文化平既不，经济上又长期不宽裕，家里人的言谈话语中，自然不会有什么哲理的意味；而且，这样的小市民在解放前生活虽然动、艰辛，对旧社会一般却又并无仇大恨。到了新社会，他们生活安定、温饱有靠，所以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激的、满意的；不过相对来说，他们又居于城市居民中质、神两方面都较匮乏的层次，所以他们一般也绝无昂奋、锐的政治情绪。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气氛中，他们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粮店的粮会不会涨价、购货本上所规定的一两芝麻酱的供应能不能兑现？只要这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实际利益不被动摇，那么，无论报纸上在批判谁，或在给谁平反，他们都无所谓。由此可见“浅思维”是他们这一群的基本素质，并成之有因。

这批小市民的女，大多数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或沉淀在北京城庞大的服务行业之中，或成为工系统中力劳动成分较重的那分工作的承担者。当然，其中也有受惠于我们社会所提供的可能、得力于自的发奋努力、而成为和知识分的，但那实在只是少数。一些和知识分的女，虽在“文化大革命”中成批地加了工、农、兵的行列，其中一分还加了服务行业，但随着1977年以后的社会生活变化，他们又大批地涌、调了大学、行政机关、科研机构、文化门…留在服务行业中的尤其罕见；即使留下，也大都或科室，或从事有关的科研，比如潘秀娅他们那个照相馆，惟一留下的一位知识分弟，是报上发表过表扬文章的（表扬其父母支持孩在服务行业持工作），在照相馆中也是从事着修版技术（特别是“开技术”——即在被摄者睛闭合的底片上，为被摄者“开”这是在团照中常现的问题，因无法请被摄者重摄，所以必须在底片上施“开术”），而绝非像潘秀娅一样站柜台边“伺候人”

把握住了这样一总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潘秀娅式的售货员为何会经常互相谈冷落顾客（或脆扎堆聊天），以及为何会经常在柜台上清理货款、单据而俨然自得了。

这神状态，实际上是他们“浅思维”中的一心理反抗方式。如果我们用“思维”透视一下的话，便会理解到，他们可以从相互谈不理顾客（或边烈谈，边冷淡而迟慢地应付顾客）之中，取得一心理平衡，显示他们一群的独立价值，使顾客意会到不是他们有求于顾客，而是顾客有求于他们，即不是他们该伺候人，而是顾客该为获得某项服务付一定的人格代价。同样的，当着顾客的面来回来去地清款项与单据，则可以显示他们工作的庄重、严肃以及特别容易被顾客忽略的技术，从而获得一心理补偿（谁说我们的工作光是取取拿拿？）…

在社会主义服务行业中，的确有那样一些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先人。他们之所以先，归结底是他们对自、对社会，能作一哲理状态的思考，他们把站柜台当献一项伟大事业的光荣手段，所以他们绝不会有潘秀娅式的表现。而潘秀娅他们所以总不能由“浅思维”“思维”说到底还是因为文化平低下。比如说，潘秀娅就没有三维空间的概念；她也全然不清楚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且不论近代以前的历史知识）；看一电影《黎圣母院》她觉得有趣，但故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国的什么时代，她不清楚；她虽然在照相馆工作，但照相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光材料究竟为什么有成像的能力，她至今还是稀里糊涂…看来要让她这样的市民青年形成社会主义觉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甚至需要从普及天文知识、生发展史和简要中国历史知识手，因为归结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门科学，也就是说，是一文化，并且是一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