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地而起…但是，潘秀娅，这北京城里最平凡的一个社会成员，却以仍不能行哲理思考的灵魂，迈了她人生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1966年到1976年的思想禁锢，1978年才有人公开呼吁在社会生活中给情以位置，但1979年便有人对情提了很的哲理标准：“，是不能忘记的。”1980年，报刊上、银幕上现了一情，以至于人们不是担心情找不到它的位置，而是抱怨情过多地占有了位置；1981年以后，更现了五八门的关于情的见解和表现，一些勇敢者甚而开始研讨起婚外情和情的“合理可变”这类问题来；不少时髦青年在这愈演愈烈的时代中，据自己的理解选择着自己信服的理论，并大胆地付诸实践…

但这一切对于潘秀娅这类的青年市民来说，却影响甚微。无论作家们的心结撰还是评论家们的揄扬贬斥，潘秀娅都全然不知，因为她除了电影杂志，不看别类杂志，而看电影杂志时又主要是看图片；照相馆订的有报纸，她也看，但主要是看电影广告和漫画。

对于她来说，自从过了22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浅意识”就支着她积极地行动起来。对于她来说，这件事的意义很简单：她要在够得着的范围内，找一个尽可能好一的对象。她缺少想像力，更谈不到有什么罗曼克的情绪，她绝不备那看了《晶鞋和玫瑰》这英国影片，就在睡时把自己幻化为“灰姑娘”的气质。她是非常实际的。22岁到23岁这两年里，她觉得自己应当向知识分这个领域冲击。尽就知识分这方面来说，那时候还呼吁着给他们“落实政策”但潘秀娅这样的姑娘不但早在心目中给他们落实了政策，而且一直企盼着能成为他们圈中的一员。她曾在照相馆的那位专攻“开术”的小伙上下过工夫，勇敢到在他卧病在床时，提着果去他家探望；但她不光从那小伙的态度上看来，更从小伙父母的神里看来，她那个打算是本不可能实现的。她及时地知难而退。她明白了她的两个为什么到来都嫁给了工人。了24岁范畴以后，她频繁地通过介绍人同国营工厂的小伙见面，有见过一面、两面、三面…至五、六面的，她看上别人而别人看不上她的不多，大半是别人愿意同她搞下去而她及时地刹了车——那几个小伙不是个太矮，便是家里负担太重；要么就是刚公园便想动手动脚，让她讨厌…接近25岁时，她才把选择范围降至与她平齐的行业中。她大嫂是百货公司开“蹦蹦车”①的驾驶员，经常往商场运送化妆品一类的小百货，因此熟悉了商场卖香皂牙膏的售货员们，薛纪跃便是其中之一。他总是自觉地帮着卸货，显得格外憨厚、质朴。潘秀娅的大嫂再细一打听，这小伙父母都是正派人，都拿着退休金，一个哥哥早独立了，家里没有别的杂人，又有房可供他结婚，家条件可算相当不错；小伙比潘秀娅大七个月，一米七五，脸庞长得相当灵，跟生人说话时还有脸红，显见脾气也不错——于是乎她便给小姑牵上了线。潘秀娅在同薛纪跃逛了三次公园、到薛家去过两次以后，就明确地表了态：她乐意。

情！潘秀娅甚至没用这个词汇行过思维，在她的思维中只有“对象”这个概念；“我你”这个简单的句，在她同薛纪跃搞对象的过程中，双方也都没有使用过，他们只说过：“我乐意。”

她要结婚。她要成家。成家过日。她的对象既要“拿得去”又不至于在外瞎胡闹、在家里跟她犯别扭。这样的对象她找着了。就像四喇叭的录音机她置备了一样，虽然牌，但毕竟属于四喇叭一档的。

今天她正式结婚了。什么“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情的儿将结情的果实”、“生活的航船啊，从今你有了两个并肩的舵手”…这一类的哲理思考和诗意情绪，潘秀娅一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