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好了。谁没有良知都会受到谴责，不同的是平常人没有良知不会有很多人知，作家如果通过作品表现得寡廉鲜耻，等于给自己作了负面广告，自然会引得大家谴责。

伊渡：你的长篇小说《西州月》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就是西州市的老地委书记陶凡。这个人是一个诗意的政治家的形象。他除了人格上的正直坦，也有的政治才华。我觉到你在写他的韬略智慧，在官场上的审时度势、退攻守，写他的虎气龙威的同时，更赋予了他一中国古典文人的诗人气质。他有一叶知秋的政治锐，也有叶落悲秋的诗人气质。你用词中“赋”的手法来敷染铺陈，用一一步三顿的舒缓节奏塑造了这样一个极富中国古典学意蕴的政治家形象，使这一形象有了中国丝竹音乐般的细腻丰满和诗的意境。这诗人政治家的形象应该是你对当代小说人画廊的贡献。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陶凡这个人不可亲近。他的内心有很的、不可言说的寂寞，但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他，能到他的内心。他与后来成为他的女婿的秘书关隐达之间的已经是最的了，可我们看到那又是多么有限，仅仅限于对官场情势的领悟和把握。如果把官场从陶凡的生命中离，我怀疑他会不会一无所有，无论是他内在的神世界还是外在的质世界。

王跃文：你的理解没错。陶凡是一个悲剧人。对这个人我是有过很的思考的。中国的官场文化是最有中国特的东西，只有中国这个土壤里才会产生这政治文化。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积极的东西，而是漫长的中国社会人治和专制历史的产，是中国特有的权力支下政治文化的一表溢形式。它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中国的权力意识、个人崇拜。这官场文化，加上一直得到统治者倡导的占主地位的儒家文化，必然对知识分人格心理产生大的影响。学而优则仕之后，知识分在官场中至少会产生两类型：一是所谓的清官，像海瑞、包拯，他们没有私心，有才，有胆识，能在一些的事情上以民为本、为民主，被老百姓视为“青天老爷”；另一类就是贪官、昏官，比如现在电视剧里塑造的和珅的形象。坦率地说，中国的社会政治形态虽然不断地更新变化，中国社会的人治彩并没有减弱多少，所以民间的“清官期待”和“清官崇拜”情结仍然很。从这个意义上说，陶凡是一个清官。但是，如果仅仅在文学人画廊里再塑造一个清官形象，不但没有意义，反而是有害的、陈腐的。这是一早就该抛弃掉的东西，不这个人写得多么丰厚饱满。我想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只要一官场，不论你的人格是崇还是卑下，无论你将成为清官还是贪官、昏官，你的人已经在官场中不知不觉被暗中置换掉了，可你自己并无意识。这才是更的悲剧。陶凡上，我真正想写的是这些东西。

伊渡：我想正是这一，你的官场题材的小说远远超越了以往的《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更不同于现在充斥文坛的那些所谓“反腐小说”注重人在官场这一特定环境中的异化，追问或者说问其中的原因，这就是你在前面所说，你写作只是为了“提问”吧。

王跃文：是的，我只是提问。正像我在《国画》后记里面写到的，我不想抢思想家的饭碗。不知为什么，人们只要一提起文学艺术的“中国特”上想到的就是大红被面、剪纸、蜡染、唢呐，还有张艺谋的电影。我说那是一伪民俗，至少那只能算一非常浅薄的并没有多少分量的民俗。我不知过多地诱导人们把注意力放到这所谓的民俗上是不是一个谋，因为它有效地遮蔽了更层次的中国特，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是真正的中国特，它更顽固地残留在官场，像癌细胞一样有害。

伊渡：有意思的是，张艺谋还曾经被视为一个文化艺术上的另类。其实，他不但不是另类，更不是叛逆，他是政治媚俗和文化媚俗的同谋。说得更严重一儿，他是帮凶。

王跃文：哈哈，你言重了吧。张艺谋创作他的影片的时候是否想了那么多，大可怀疑。误读是文学艺术欣赏的常识。我的小说也经常被人误读，甚至完全违背了我的创作意愿。有回我在某大学讲座，有位快毕业的男生站起来发言，慷慨激昂，说他非常崇拜朱怀镜，发誓自己今后一定要向朱怀镜那样创造自己的辉煌。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不过，作家是没有权力评价或者引导读者阅读的，或者说也没有能力这样。听说北京国家歌剧院设计来，上半是地面的半球，像个王八；整个建筑包括地下分则是个圆形，像个。二者合在一起说，就是王八。我是听人说的，自己没有去看过。这也是误读。

伊渡：我读你的小说，不论是《国画》，还是《梅次故事》、《西州月》，哪怕是你的一个短篇小说《天气不好》，都有一很重的悲剧。这悲剧有时是一悲哀和怜悯，让人哭无泪，比如《西州月》中的关隐达和《天气不好》中的小刘。有时是一悟“空”之后的幻灭，比如《梅次故事》结尾，心事重重的朱怀镜大年初一上荆山寺烧香，风裹雪雾、呼啸如涛。噩梦之后，朱怀镜惊悉他政治上的对手王莽之在上山烧香的途中车毁人亡。我想引你这小说的最后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