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因为被邓小平借用过，成了理论。严格意义上讲，这个理论是基雅弗里式的，只求目的不择手段。但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是真正的文学，并不一定要看它的写作动机，也不用看它运用了哪一创作方法。不什么文学，受读者喜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文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人的本质是什么呢？应该是神。所以文学首先应当是一使人超越质、把人从生存在提升到神存在的路。这神存在，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娱乐、愉悦，或者认识功能，比如孔所说的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文学应该让人能够超越现实时空，打破日常的有限质的局限，揭开人事所的狭小时空的遮蔽，使神澄明起来。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才会需要文学，永远需要文学。顺便说一句，中国文学目前的衰落，我并不那么悲观绝望。《荷史诗》离我们已经两千多年，可它表现的人的神、人对命运的挑战、人对自和自环境的主动取，依然是我们人类的神心，有永恒的魅力。中国现代汉语言文学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不至于那么短命吧。

伊渡：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功利的？非功利的？或者像你所说，仅仅是为了实现人生的突围？你的作品在客观上对读者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国语？楚语上》中写：“教之《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劝戒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你的作品客观上属于哪一类呢？讽世？劝善？抑恶？或谴责？

王跃文：文学一定要分类吗？我觉得这样很牵。针对你的问题，我可以确切地说，我决不劝善。我不是德家。我很讨厌任何形式的德说教。我只是提问。我提问，就这样，很简单。不要在我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也不能要求我在作品中给答案，因为那是很荒谬的事。我总觉得人们应该警惕那些喜给答案的人，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那都是一专制和极权，对人类来说是很可怕。那些坐云端只给别人答案、不准别人提问的人，他们是在有意制造愚民。我在作品中想的，只是用我这一盏灯，照亮我所了解的这一小块地方，烛照这一小块真实，提问，思考，仅此而已。

当然，有的作家宣称他们连思考都不屑，那是他们的自由。我疑问的是他们没有思考怎么写作？写作毕竟不是说梦话。

伊渡：你说的很有意思。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把画家和诗人比喻成拿着一面镜的人，向四面八方旋转就能照太、星辰、大地，以及自己。别林斯基重申了这一比喻，他说文学的显著特“在于对生活的忠实，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像凸的镜一样，在一观之下把生活的复杂多面的现象反映来，从这些现象里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东西。”正是这理论，使得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在中国很长时间里几乎成为惟一的正统。你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可是，奇怪的是，你对自己创作的比喻，用的却不是“镜”这一意象，而是用的“烛照”、“灯”这一意象。国的批评家艾布拉姆斯有一文学理论名著，书名就叫《镜与灯》。他把文学的模仿和再现仍然比镜，但把加了作家主观创造的表现称之为“灯”他引用了英国批评家哈兹里特的话：“如果仅仅描写自然事，或者仅仅叙述自然情，那么无论这描述如何清晰有力，都不足以构成诗的最终目的和宗旨…诗的光线不仅直照，还能折，它一边为我们照亮事，一边还将闪耀的光芒照在周围的一切之上。”于是艾布拉姆斯说：“哈兹里特在镜之外又加上了灯。”就我理解，现实主义的作品应该是倾向于“镜”而你却认为你的作品是“灯”？为什么？

王跃文：在我看来，绝对意义上的镜样的文学都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只有灯。真正的作家就是一盏灯。可别误会了，我说作家是灯，不是说他是所谓引路灯塔，只是照亮某东西的光源而已。从来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写实主义作品，或者叫自然主义作品，不它打的旗号是新还是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陶渊明算是最写实主义了吧？“采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月荷锄归”够白描了吧？没加一丝一毫作家本人的主观创造吧？可是且慢，想一想他选择的表现对象说明了什么？是什么决定了作家这一题材选择？难没有说明他的审倾向或价值判断？这是纯粹的现实世界吗？不是，作者通过选择他的表现对象事实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它是纯粹的主观世界吗？也不是。因为这个创造的艺术世界里，有着与现实世界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构和元素。

伊渡：确实，现实世界实际上稍纵即逝，极不可能还原。我们所能到的只是回忆，而回忆已经是一创造。回忆沉隐于一片幽暗，它必须有一盏灯去照亮。作家不可能再现现实，但他可以试图抵达真实。以真实来发问，而不是以真实来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