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民义。我是确确实实每日用它来当作反省自己的标杆，年纪轻轻，已好像一个老夫了。我的名声一下传了去，年轻有才，快笔，老成。所以，在小地方的政府机关里，我的仕途走得很顺。

我初仕途，惟一同别人不协调的就是我不肯提那黑的人造革包，而是背着个黄书包。那都是跟电视剧《星星》里的李向南学的。办公室的同事便老是说我，不像个，像中学生。我持背了一年黄书包，后来妥协了，也跟人一样，改提黑人造革包了。我现在经常想起，二十年前，溆河边，一个青年手提黑人造革包，昂首，走过街巷，去县政府上班，真是有些傻！

我在网上看到一指责，说我是官场失意了，才写小说。似乎是说我吃不到，就讲酸。真是太小看我了。如果要把失意同小说扯上关系，也应该颠倒过来。我是因为写小说而同官场矛盾，而不是因为不了官了就写小说。如果我是个把世俗利益看得重的人，我不写小说就成了，就能官。但是，那早已不是我的理想。

伊渡：你的政治理想是怎样破灭的呢？

王跃文：我原来理解或想像的政治，与现实中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我在政府机关里呆的时间越长，就越灰心，越失望，越格格不。我只能把那地方叫官场。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场”的特。其一是它的封闭，它不是一个开放的吐纳的结构。其二是它有森严残酷的等级制度，人依附是其致命之。其三它有特定而又隐密不宣的游戏规则，陷其中，很难自。说起来，我并不是不备应付官场的能力，但为了赢得生存的胜利而付人格心理变形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太叫人痛苦了。非不能也，实不想为也。

官场中人脑里想着的只有如何经营好人事关系，好把自己的官得更大。他们不坏事已经不错了。当然，日常工作他们也得，可别以为他们个个都是怀着某崇使命。曾经有人问我，你对官场看法那么悲观，这二十多年中国面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没有官员领导和努力，这些是怎么得来的？我回答说，这难是个问题吗？这些成绩，当然是包括全腐败官员在内的全官员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取得的。一条速公路，投资两百亿元，被工程的大小贪官贪掉两亿元，公路仍然建起来了。速公路通车仪式上，佩红前来剪彩的那位官很可能就是这个工程中最大的贪官，但并不妨碍这条路通车。一个国有百货公司行份制改造，总经理仅以职务之便，摇一变就是大东，一夜之间家百万乃至千万，而普通职工不是下岗就是沦为老板手下的打工仔。曾经有位这翻牌公司老板在职工大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不要有主人翁意识，你们是雇员！我并不认为雇员这份就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那些明火执仗攫取国家财产的人，居然在普通职工面前理直气壮地充大爷，叫人没法忍受。

伊渡：你真幸运，冥冥之中，一切仿佛都在为你以后的写作准备。救世济民的理想、从政的经历、对官场现实的察和思考，以及最后以写作为路的人生突围，都来得那么顺理成章。

王跃文：这也许就是你所谓的宿命吧。

伊渡：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思考清楚。文学到底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人们为什么需要文学？人们真的需要文学吗？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曾有过一呼百应的轰动效应。文学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神指向。我还记得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洁的《是不能忘记的》、古华的《芙蓉镇》、王蒙的《蝴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这些作品发表的时候，可谓是“满城争说”但我总怀疑，那时人们关注的并非文学本，而是文学中包裹着的理念。

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文学绝对是功利的。曹丕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辅佐帝王功业的重要工。《尚书》说“诗言志，歌咏言，律和声”意思也差不多。到了鲁迅先生那里，文学成了“改变国民神”的武。沿着这条路，后来还有为这个服务、为那个服务的号，等等。可我总觉得，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只是“载”的一方式，而且所谓“”大多时候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当然鲁迅先生的“”并不是这情况。我觉到，中国文学自古以来走过的是一条为帝王载、为民众立言、为自己立心的发展路。这是不是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