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自行车，急急忙忙穿过人行、学校门的通和台阶，然后横穿过校园，向特殊班级的教室走去。教室里只剩下老师在作记录，她说义幺三十分钟前就离开了教室。我又返回来，平时在这条路上，都是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现在是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回赶，到家一问，妻说义幺还没回来。接着，妻便承担起找义幺的工作。

妻立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告诉她义幺走丢了，然后给班里的同学打电话，也不是谁跟谁，组成三个人的寻找小组，并通知能联系上的母亲们。妻决定自己也从学校发去找义幺，妻和通知到的母亲去找效率会更，我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妻走之前，让我留在家里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等他们的消息。

妻走了之后不久，电话铃响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电话机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我回忆起自己的愤怒，来电话的人实在是太无耻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哎呀，哎呀，这时候，还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一整天，老是打电话，到最后时还骂一句，我都是不说话，就挂上电话。因为这是想当评论家的学生的日常电话工作。他用铅笔写来看不清楚的信，我不放在光下就没法读，可见他是一位很有耐力的人。不久，我就不得不来电话的时间来分时间。从电话铃响的那一瞬间，甚至到放下电话的那一时刻，我都不由得到咙堵着。对方想用永无休止的攻击电话，把我搞成神经质。

可是那天，我没说话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打来时，我还是没说话就给挂断了，可我上然大怒，一懊悔之情攫住了我。来电话的人不就是带走义幺的人吗？正是他给我们夫妇写信，控告我们只忙于照顾残疾儿而不帮助他，还说我们培养弱智儿，不对他人尽义务，却还能心平气和地生活，这是特权，反复找我们麻烦的人不正是这个男人吗？他在我们家的周围逡巡、监视着，很明显，两、三个星期前，肯定是他曾在我家附近徘徊，把信用金库的求职考试落榜通知我们家的信箱里。现在，我要是不停地问来电话的人，说不定他会说：“是我抓走了你儿，你得如此如此，我才还给你。”这是最后一次电话，他不再打给我。把你在信中主张的讨厌的思想付诸行动，如何？

只要取保存大量信件的纸袋，就能知打电话的人的住址。可是，如何向警察解释呢？我站在电话机前，忍耐着下一个三十分钟。四钟，电话铃一响，我就抓起听筒，报自己的名字，然后“喂喂，喂，喂”对方屏住呼没说话，过了一小会儿，一个稚幼、温和的年轻人的声音回答：“是”就又不说话了。我寻找词汇，可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对年轻人喊：“你去神病院吧！”然后放下了电话。年轻人不过是躲在家里常规行电话攻击。我第一次从年轻人打来的电话中得到一解脱，这也是最后一次…

天还很遥远，六钟天已经昏暗下来，妻来电话说还没找到义幺，之后，我接到稻田君打来的电话。在跟雄辩的宇波君一起来访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毫无负罪，他用忧郁的气说：“因为我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他解释说：

是朋友宇波一人谋划并实施的，他向夫人打听你们接送儿的过程，并行了研究，今天下午带走了您儿。您没有参加政治运动，只是用笔来反对制的文化界人士，凭自己有一个残疾儿，竟然如此给自己加上大义名分，对此宇波君很生气。所以他说：‘如果对付了您儿，您就会被推向被动的无法辩白的境地，或者以平安还回您儿作为条件，对您的行为作些约束。对于自己的残疾儿，最后您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决定把您儿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跟您涉。可是，刚才宇波君给我打电话说，无法跟您取得联系，不久就腻烦了，于是在东京车站内放了您儿，自己坐新线回关西了。虽说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想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母亲们决定暂时停止在学校附近寻找义幺，妻决定回家休息一个小时，吃饭，同时也因为担心我不能照顾好义幺幼小的弟弟和妹妹。妻回来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稻田君在开始和最后说的：“我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这句话，她站在我旁边，发上、肩上披满雪，透发着一矿质的冷气，我忍着愤怒想要把刚才听到的消息告诉她，连我也到了自己破锣般的声音和肚里涌的乌黑的瘴气一起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