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绝对不会错的气，自报了姓名。”

他先打来电话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五天前因从前学生运动的内讧发生的那一事件中，（我虽然看到了新闻报，却没说什么），被害者的名字叫宇波、稻田。妻把电话内容告诉我：“因为不希望你们夫妇误解，读了宇波、稻田两个被杀的消息，您肯定以为十年前带走并丢弃您儿的人得到了‘天报’，心里的气愤落了地，或者认为‘天报’，把两个人都杀了也不过分，我们想说不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我们去您家的时候，报了敌对党派活动家的名字。这次被杀的两个人正是宇波、稻田本人，他们或许是一直在活动，或许是不再搞什么活动，却因了结不了过去留下的怨恨而被杀了。我们现在都属于新的党派。我已经跟小说无缘了，但我知您和您儿还都健在…”

妻一直都忍耐着，可这回她下决心，虽说晚了，还是谴责了一番，你对我们儿的事实在是太过分了，如果从站台上掉下去，或者乘上一辆从东京站开的长途电车，那就很难回来了。毕竟，宇波君这个名字，给我们留下残酷的创伤。”

他反驳说：“说实在的，那样不好吗？这十年里，您没被儿缠住，应该显得年轻了，先生还像十年前我们批判的那样，写着暧昧不明的文章，不是还把这件事写来了吗？严格地说，脑袋有残疾的孩当然不能行生产啦。当然不能形成社会中质代谢的一环啦。然而，给这样的孩带上免罪符，父亲却不得不经受社会风狼。已经过去十年了，可先生一也没变。评论家不是批评过他吗？‘年龄在增长，却没有哲学造诣，到底怎么办呢？’丈夫打算跟儿一起生活，互相迁就，这不就是将两个人活着的辛苦免掉一个人的份了吗？我们经历过政治、社会等风波，来到下一阶段。我在宗教组织，领导着青年们，正在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废寝忘地工作。你丈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写下了救济等没法看的文章。可是他并没有死乞白赖地请求救济，而是在平静地祈祷，这不太没意义了吗？我们为拯救灵魂而努力工作，这比十年前的政治斗争还尖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在拯救过程中，我们是不会倒下去的。我就肩负起拯救于火中的人们的责任。可是，也罢，直接跟您说了吧，您是十钟回来吧？也许是在去年的晚刊上，曾看到您丈夫每天傍晚去游泳的报，所以十钟，我想再打一次电话。”傍晚，我在育俱乐的游泳池里游了一千米自由泳，回来后，开始喝酒。为了帮助睡眠，我每天都喝酒，已经快七年了。可是，如果今天也那么喝的话，到十时我就该醉倒了。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回卧室里了，如果他们起来，肯定会听到我喝醉的怒吼声。我不想这样。于是躺在沙发上，捡起一本过注释的阿德曼的书，翻到新的一页漫不经心地读起来。妻把刚才的电话告诉我的时候，义幺、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听到了，九钟他们回卧室去了。我看着表，在等着电话铃响，我不由地回忆起十年前那场无休止的电话攻击，仿佛又会到了充满被迫害妄想症的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潜在攻。

我不赞成假宇波君对义幺的评价，十年来，不，应该说是他生以来的这二十年，如果说义幺的存在给我和妻都带来束缚的话，那是事实。“推磨的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光下放声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你们的睛吧。”我读布莱克的诗句，就好像自己被锁在黑暗中一样。义幺由残疾变成健康，终于，妻也从残疾这个统治者的鞭下，得到幸福的解放。“他们每走一步，都回过来，怀疑着，这是在作梦吗？一边唱着‘光下乌云消失了，晴朗的早晨来了’，一边…”大地呈现自由解放，让人到布莱克那充满喜悦的自信和理想不过是幻想，无奈的诗人走永远的沉默。

妻很早就躺下了，差二分钟十，她像被动了神经，来到起居室，我正这么想，可抬一看，却是义幺，从到脚包着睡衣，活像一个从镰仓和室町时代的画卷中走来的下级士兵。

“忘吃药了吗？要是没吃，快吃完睡觉去。”我这么一喊，义幺乖乖地往厨房走。可是他磨磨蹭蹭地拖时间，我刚明白他的意图时，电话铃响了。我起正要去取听筒，义幺已冲到电话前“唔”地一声，拿开我的肩膀。

游完泳后，应该变得灵活，可我却被撞到饭桌上。这时，妻从卧室里走来，我注意到她正胆怯地望着我被义幺暴推翻在地的模样…

义幺把听筒贴住耳朵，避开我和妻的视线，对着墙，对电话应着：“对，对！…是的，是我。…对，对！”过了一会儿，义幺用比平时大得多的声音说：“你这个坏！你笑什么？我不会再同你说话！绝对不会！”

接着，义幺像被打了一闷似的，放下听筒。依然靠在墙上，好像是在等待内涌的愤怒发来，饭桌还倒在那儿，我坐在椅上，妻穿着睡衣，哆哆嗦嗦地站在我旁边，忍着没有发悲鸣，安义幺。这使我想起母亲看到腰间挂着柴刀的父亲那一瞬间发的叫声和夜里看到我走到大门时妻的叫声。

我似乎听到：“生这么大的气，病会发作的，义幺还记得那件事呀？还为十年前的事情生这么大的气呀？

“竟能发那么大的火？因记忆中的事情发火，你备这能力吗？”妻用更胆怯的声音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