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答的飞机在发前，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世代积累下来的髓，却没有走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人，不生在什么样的家，也不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天赐的格是不会改变的，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不到。H先生还没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来，所有的人都必须有无畏表达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来的气愤，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脏镜”的故事。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行辩论，表现的忍耐力和超的战略和战术。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H先生从小就带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的镜放在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专业书时，才带镜，平时不，所以也不怎么镜。H先生有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袋里的垃圾时，把镜脏了…

在去机场的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本来飞机是上午七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时间。天走廊的对面是一个院，像一个小树林，好几次我穿过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么也不起来。最后被我得没办法，他终于又给服务员一次小费，然后跟我走来。大的黑树和黄褐的落叶，与其说是属于植，倒不如说更像矿质，我回想起这异常光秃的树木在枝叶繁茂时的景象，我想真正有印度特的树木是什么树呢？就这样，我没给机场打电话，也没问飞机是否时起飞，就促着租车，在预定起飞之前勉到达机场，不知何故，起飞时间延了又延，已经过了下午，还没听到播音员报告起飞时间。H先生通晓这个国家的国民，曾写过一本印度生活经验谈，或许他早就知飞机不会时起飞，显然，我了惹H先生生气的事情。我这么想时，H先生在机场酒吧里自酌自饮，我坐在显示屏前，一边在看从旅馆商店里买的描写印度野生动的书，一边注意听播音员广播，以免漏听。作者叫E.p.基，是一位农场主，这是一本纪实回忆录，叙述他自己耿直的格和一生的经历，书中有些奇异的故事，是一本很适合旅行时读的书。刚才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写到书的扉页上。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旁边。一九四七年，基斯坦现分裂，E.p.基据克什米尔地区朋友们的证词，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