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学校校长说，她很想教书，还把自己如何帮助母亲的经过告诉她，校长虽然同情，却告诉梅玲没有文凭是不可能的。她开始看广告应征秘书工作，但是许多工作都需中学毕业。她坦白说自己没上过学校，可是照样能把工作好，但是每次有文凭的人就被录用。她一直不明白其中的理。

接着她在报上登广告，愿意当“家教”这更难了。有一次她和一家人会面，对方要她教孩们学校的功课，尤其是数学。她对数学、社会科学或理一窍不通。她只会中国文学和作文。有人要她教国文和英文，她一个英文字都不懂。最后她总算找到了国文家教的工作。孩们的母亲起初似乎很和善，但是三星期之后梅玲就失去了工作。次日她回去拿八本留在那儿的书本，无意间听到夫妻吵架。她一门就听到丈夫生气地说：“她是个好老师。我知问题在哪，她唯一的缺就是长得太了。”既然已经丢了工作，她不三七二十一走去，拿了东西，说声“再见”便匆匆离去。

“我简直吓坏了，我的境很严重。我一连几天满街去应征广告。为了省钱，只要不太远连电车都不坐。我看到有些广告征‘年轻貌的小’当女推销员或医生助手。本来我不理这些，但是现在走投无路只好找些试试。一两次经验就够了。有一次我踏一家单公寓，除了一个年轻西式装扮的男士和模模糊糊的公司计划，没有一丝业务计划迹象。但是我仍充满希望，告诉自己情况再坏，去当小孩保姆总可以了吧。”

“就在这时候，”她继续说“一些好运来临了。我曾经写过一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寄给当地一家报社的妇女版，结果被采用了。那个月月底，我收到通知，到报社去领五钱，但我得先刻一个印章，我了一钱，坐黄包车要四，坐电车也要一左右。不过我若能写一千字，就能得更多。我开始提其他有关妇女的问题，尤其是女人依附男问题的文章。女编辑非常同情，她答应尽可能发表我的文章。”

“次月月底，我收到三元半的稿费凭单。袋里装着自己的钱，我觉得格外骄傲和快乐。我到福州路一家饭店楼的戏院去，当时有一个叫张小云的年轻女伶正在那儿说书，门票两钱，我上了楼，经过二楼的茶室，看见一大堆人围桌喝茶。地方特别吵，你知那地方若发生角，都是由吵架双方的党派或村里有有脸的人来调解。各阶层的观众都到屋戏院去，其中大多数是普通找乐的人。”

“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的方凳上，听小云说书。每听到彩段落的结尾，观众就大声叫‘好’，我太兴奋了，也随大家声叫好，前面有个年轻人回看我，后来他又找各借回看我，我不知什么引了他，因为我留着普普通通的短发，穿一件南京路贫家女常穿的夏季薄衫。”

博雅打断了梅玲“我知，”他柔声说“你中的光彩。你上的温、纯真、清新的气质引了他的注意。”梅玲满脸通红，继续说下去，只说可不是一次看到男人盯着她看…她专心听人说书，她几次撇开睛，躲避那青年的目光。

当女伶说完书，梅玲起离开，注意到那位年轻人跟在她后面。到了楼梯，他停在她面前，迟疑了一会儿才说：

“小，原谅我的唐突，我看到你一人来，这地方又挤。我能送你下楼吗？”

梅玲抬看他，发现他衣着讲究，以上海的标准来说，也不算难看，只是有些瘦小。

“谢谢你。”她回答说。一个人走下楼梯，但那位青年仍然跟在她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