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他的持在艺术家的意识上，属于知觉的现实比属于概念的现实更为重要这一上也像一个中国人。其实所谓哲学家者，他就是一个时常将他的觉力集中于最的焦去观察生活的变动，随时预备碰到更新的和更奇怪的矛盾事情，前后不符的事情，和一切不合于常例的事情。在他的拒绝一个系统之中，他所拒绝的并非因它不对，而只因它是一个系统，在这个举动中，他实在破坏了西方的哲学派。照他的说法，对于宇宙的一元概念和多元概念之间的分别，实是哲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分别。他使哲学有放弃空中楼阁而回到生活本的可能。

孔说：“不远人，人之为而远人，不可以为。”他还有一句聪明的话，这句话很像吉姆斯的气，他说：“人能弘，非弘人。”不，世界并不是一个三段论法或一个论据，而是一个生；宇宙不作声说话，只是生活着；它并不什么辨认，只是行着。某英国天才作家说：“理智不过是神秘事中的一个节目；而在最傲的意识国的统治的背面，理智和惊奇是涨红了脸相对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变成了平凡，而疑惑和希望则成了姊妹。宇宙是野的，如鹰的翅膀一般带着一些竞技的意味，这还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大自然就是一个神奇之迹，同一的事不再重回，而即使回来也必是已经不同的。”在我看来，西方的逻辑家所需要的只是一些自谦心；如有人能够将他们的脑袋大症医好，则他们就能得救了。

近情

和逻辑相对的有常识，或更好一些的说法：还有近情的神。我以为近情神实是人类文化最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实在就是最形式的有教养的人。世人没有一个人是完无缺的；他只能力争上游去一个近乎情理的生。我正期待着世界上将有一个世人在个人的事件上，并在国家的事件上，都会得着这个近情神之鼓舞的时期。近情的国家将生活于和平之中，近情的夫妻能生活于快乐之中。在我替我的女儿挑选丈夫时，我将只有一个标准：他是否是一个近情的人？我们当然不能期望世上有终不相骂的夫妻；我们只能期望他们都是近情的男女，只近情的相骂，并近情的言归于好。我们只有在世界的人类都是近情的人时，才能得到和平和快乐。这近情的时代，如果有来临的一天，则就是和平时代的来临。在这时代中，近情的神必会占最大的势力。

近情神是中国所能贡献给西方的一件最好的事。我并没有说中国那些向人民预征五十年钱粮的军阀是近情的；我的意思只是说，近情的神乃是中国文明的华和她的最好的方面。我这个发现曾偶然由两位久居中国的国人所证实。其中的一位居住中国已经三十年，他说，中国的一切社会生活乃是以“讲理”为基础的。在中国人的争论之间，他们最后的一句有力的论据必是：“这岂是合于情理的吗？”而最严重的、最平常的斥责之词就是：这人是“不讲理”的。一个人如若在争论之中自承不近情理，则他已是输了。

我曾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过：“在一个西方人，一个说法只须合于健全的逻辑的，他便认为是已很充足。但在一个中国人，则一个说法虽然在逻辑上已是很对时，他也还不肯认为充足，而同时还必须求其近于人情。‘近情’在实际上比合于逻辑更为人所重视。Reasonableness这个字，中文译‘情理’，其中包括着‘人情’和‘天理’两个原素。‘情’代表着可以活动的人原素，而‘理’则代表着宇宙之万古不移的定律。”一个有教养的人就是一个悉人心和天理的人。儒家藉着和人心及大自然的天然程式的和谐的生活，自认可以由此成为圣人者也不过是如孔一般的一个近情的人，而人所以崇拜他，也无非因为他有着坦白的常识和自然的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