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人化的思想。

我们只需拿各人所写的信来看看，专尚逻辑的人必是在信的本文中罄其所言，而近情的人，即有着人类神的人，则必是在附言中说他的话。譬如一个人的女儿请求她的父亲许她大学读书，她的父亲或许在回信之中列许多极合于逻辑的理由，第一怎样，第二怎样，第三怎样，例如：已有三个哥哥在大学读书；负担已经很重；她的母亲正在家中患病，需要她在旁服侍等等。他在信末署名之后，又加写了一行附言：“不必多说了，一准在秋季开学时校吧。我总替你想法。”

或如一个丈夫写信给他的太太，发表离婚的决心，并列许多似乎毫无驳诘余地的理由，如：第一，太太对他不忠实；第二，他每次回家从来吃不到饭等等。所列的理由很充足极平允，倘若委托给律师办理，则事理上将更为严正，气将更为有理由。但是他在写完这信时，他的心中忽然有所，便又提起笔来在后面加了一行：“算了吧，可的苏菲，我真是一个坏坯。我将带一束鲜回家了。”

上述的两封信里边，其论据都是极为合理的，不过当时说这些话的是一个心在逻辑的人，而在附言中，则已变了一个有着真正人类神的人在那里说话——一个近人情的父亲和一个近人情的丈夫。因为如此就是人类灵心的责任，人类有灵心，并不是叫它去愚笨的逻辑的辩论，而应是在互相冲突的冲动、觉和望的永远变迁的海洋中企图保持一合于理智的平衡。这就是人事中的真理，也就是我们所企图达到的地步。无从答复的论据常可由怜悯之情答复它，充足的理由常可由情打破它。在人事之中，不合逻辑的行为常是最能动人的。法律的本就承认它未必能绝对的平允，所以它也时常不能不迁就人情，所以一国的元首都另有着一特赦权，如林肯所用以赦免那个“母亲的儿”一样。

近情神使我们的思想人化，并且使我们不信自己总是对的。它的影响是在于刨去我们的行为的棱角，并使它调和起来。和近情神相反的，就是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国家生活中，婚姻、宗教，与政治中的一切方式的狂和武断。我以为，在中国狂和武断是较少的。中国的暴众虽也易于鼓动（例如庚年的拳匪），但近情的神确在某程度中使我们的皇帝专制，我们的宗教，和所谓“欺压女”受到人化。近情神在这些当中当然都是有限制的，不过它确是存在着的。这神使我们的皇帝，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丈夫都成了单纯的人类。中国的皇帝并不是像日本天皇那么半神的，而中国的史家并已演绎一个皇帝受命于天，但他如失德，便将丧失天命的假说。他如失德，我们可以杀他的，在历代的兴衰中，被人砍去脑袋的皇帝已不知有多少个，这就破除了我们的皇帝乃是神圣的或半神圣的念。我们的圣人也没有被人尊奉为神，而不过始终认他们为聪明的教师，我们的神也不是完善的模范，而不过是像我们的官府一般惟利是图，很是腐败，可以用甘言和贿赂打动。凡是乎情理之外的事情，我们一概称之为“不近人情”太过于矫情的人就是大，因为他在心理上是反常的。在政治的区域内，某些欧洲国家人们心中的逻辑和他们的行事实在异常地不近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