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市长或议员者。它是实际赖德的观念受年事较长者之统治。此统治者之资格，亦为年德劭，同时亦受一般土豪劣绅(破靴党)的统治，则借重其熟悉法律与历史。基本上，它是受习俗和惯例统治着，所谓不成文法律者近之。倘遇发生争端，常请年老者或族长来公断是非曲直，公断标准不是单纯据理由而是依照“人情公理”两者兼顾。倒是没有了律师的参加，反而容易察觉谁是谁非，尤其当两造同系生活于同一社会传统之下而彼此系属相识者。因无律师在场，使公正的判断益见可能，而判断公正，常使人心折服。乡村里的绅士似较城市中者清白一些，虽他们的寄生虫的本质是由于经济的关系而决定了的。也有良好纯正的读书人，他并不视理争讼为职业，他们因为德、学问、名誉，也能分享老年人所受的尊敬之权力。在此等老年人和读书人治理之下，人民生活着。临到争执不能用这方法解决时，好像犯了伤害人命的刑事案件，或如分析家产，或其两造都决心争取面、誓不甘休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请教衙门。但是这仅当两造都准备毁灭自己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民不畏怕衙门如同趋避瘟疫病一样。

中国人民常能束自己，倘所谓政府者能听令自存自没而不加预，则他们亦很愿意与政府不相往来，尔为尔，我为我，今如给予人民以十年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在此时期，政府一辞，无人提及，他们很可以安静地生活下去，他们的事业，也会发展而兴旺起来，他们会垦荒地改成果园，制作用，转辗传贩之于全国，亦将能发掘地下之宝藏，扩展各人之事业。鸦片将不复有人植，因为没有人迫使之植，将自然而然绝。他们还能积聚些积蓄，足以救济临时的旱灾荒。让他没有悬“富国利民”匾额的甚么甚么税局，则国家将趋于盛，而人民趋于富足。

九、贤能政府

以一个国家为标准，吾们的政治生命中最显著的特，为缺乏宪法，并缺乏公民权利之观念，这样的特之存在，只因为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哲理、德和的哲理，而不是一效力的哲理。它把德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成为一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地把统治者当作坏坯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害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为捍卫吾人权利的武。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恰与此预断直接地相反。中国人只知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谓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贤能政府”他们将照顾人民之权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女，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托以数千百万的资产，从不一问其开支报告;吾们又赋予此辈以无限政治权力，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看待。

对此所谓贤能政府所下的批评，其审、公平、正确，应无过于二千一百年以前韩非的伟论，韩非为属于法家之大哲学家，约生于孔后三世纪。他是法家哲学派中最后亦为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中心主张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他的分析人治政府之罪恶极为确，而他所描述的当时之政治生活现象极相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倘令韩非复生而亲向吾人述，亦将不易一字。

依照韩非的意见，政治智慧之起，始终摈弃德之俗论并避免德之改。著者亦信吾人停止谈论人民德的化愈早，则吾人之能建立中国之廉洁政府亦将较早。可是事实上有那么许多人在议论着德的改，以为政治罪恶的解决手段，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之幼稚，和他们的领悟正确的政治问题之低能。他们应该明了吾人已经继续不断地谈德的腐论历二千年之久，卒未能用德之力量改国家，或使她有一个比较贤明廉洁的政府。中国人民应该明了，倘令德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国今日应早已成为天使圣哲的乐园了。依著者愚见，用德来改善政治的思想和议论，何以如是行，特殊那些官吏们谈得尤为起劲，就因为他们知这样的改革，至少不会有害于人。可是吾们那些呼提德的大人先生，都是不怀好意，有几个简直有一颗墨黑的良心。著者固知张宗昌督办和别位恢复名教礼制而提他人的德准者，通常都广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为幼女之老手。吾人说“仁义是德”他们亦将回答说:“不差，仁义是良行。”这样胡胡调，固无伤于任何人。另一方面，吾从未听见吾们的官僚老爷讲起法治政府，因为人民将对之说:“很好，我们嗣后将用法律检举你们，而请你们监狱。”是以吾人停止谈论德愈早，而移其论旨于严格推行法治，则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闪避法律制裁，使他们不再能托故优游外国租界而写写意意诵读孔经书。

简言之，韩非时代有两相对的政治概念，吾人在此现时代亦然。即孔的贤能政府之概念和法治政府之概念，把每个统治者当作贤人君，因而亦以对待贤人君之礼待遇之。法治制度的政治概念，则把每个统治者当作坏看待，因而制备条款，以防止其遂行歪曲意念。很清楚，前者是中国传统的见地，而后者是西洋的见地，亦即为韩非的见地。似韩非所说:“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这就是法家哲学的德观之基。换言之，吾人不以统治者为君而冀其行仁义之，吾人应目之为潜伏的囚犯而筹谋方法与手段以期阻止此等可能的罪行，如剥削人民的权利与卖国。你可以很容易看后者的制度是较易于收实效，其阻止政治腐化的效用，比之静待此等君之良心发现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