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孔庙之数量，且为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中心，年事较长者常会聚于此以断一村之公事，并举行年祭有如都市中之公会。和尚及尼姑都能人家参与琐碎家务，如婚丧喜庆，非僧尼固不容顾问者，故小说上往往描写寡妇之失节，女之被诱时，常非请此等宗教人从中牵线不可。

佛教在中国民间之效用，有如宗教之在其他国家，所以救济人类理之穷。中国近世，佛教似较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作如是比例。以前如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西藏班禅喇嘛广布圣，受布者光是在北平南京两已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员如段祺瑞、季陶辈。而且庄严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又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另一西藏喇嘛名诺拉？葛多呼多者，曾为广东政府之贵宾，他竟公开夸耀:力能施展法术解除敌军施放之毒气，俾保护市民，而他的明的星相学与巫术却着着实实影响某一军事领袖，使他掉转了炮。其实倘使中国果能彻底整饬军备以抗御外族之侵略，宗教的影响力就不会如此之大，现在外族既不断压迫，中国之公理至此而穷，故他们转而乞灵于宗教。因为中国政治不能复兴中国，他们乃望阿弥陀佛加以援手。

佛教一面以哲学，一面以宗教两质征服了中国。它的哲学的质所以适应于学者，它的宗教的质，所以适应于民间。似孔哲学只有德行上的哲理，而佛教却有逻辑的方法，有玄学，更有知识论。此外，应是它的运气好，佛经的译文有尚的学者风格，语句简洁，说理透辟，安得不动学者而成为哲学上的偏好品呢？因此佛教常在中国学术界占领优势，基督教固至今未能与之颉颃也。

佛教哲学在中国影响之大，至改造了孔哲学的本质。孔教学者的态度，自周代以降，即所谓述而不作，大抵从事于文字上的校勘和圣贤遗著之诠释。佛教之传，众信约当耶稣纪元第一世纪，研究佛教之风兴于北魏东晋之际，孔教学者受其影响，乃改变学风，自文字校勘变而从事研究易理。及至宋代，在佛教直接影响之下，兴起数新的孔教学派。称为“理学”由于他们的传统的成见，他们的治学神还是着重于德问题，不过将新名辞像、理、命、心、、知，置于首要地位。那时心于《易经》的研究，猛然抬;《易经》一书，乃为专事研究人事变化的学术专著;宋代理学家尤其是程氏兄弟，都经研佛学，挟其新获得的悟，重归于孔教。故真理的认识，如陆九渊，即用佛学上的字义，称为“觉”佛教并未改变此等学者的信仰，却改变了孔哲学本的要旨。

同样大的是它所影响于著作家的力量，如苏东坡之辈，他们虽立于与理学家对抗的地位，但也颇以游戏三昧的姿态，用他们自己的轻松而的笔调，玩玩佛学。苏东坡常自号曰“居士”这两个字的意义为:一个孔教学者幽栖于佛学门下而非真为和尚者。这是中国发明的一特殊方式，它容许一个佛教徒过其伉俪的生活，但茹素戒杀而已。苏东坡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便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叫佛印。苏东坡与佛印二人之不同，仅在其彻悟的程度之差。此时正当佛教在钦命保护之下发皇的时代，国家至为立官书局专事迻译佛经。一时僧尼之众，达五十万余人。自苏东坡称居士以后，大半由于他的文才之雄伟的影响力，许多著名学者多仿效之，倘非真的家为僧，则竞称居士而玩玩佛学。每当政局紊或朝代更易之秋，无数文人往往削发逃禅，半为保全生命，半为对于世的悲观。

在一个混的国家，一个宗教以世界为空虚可能提供逃避尘世悲痛多变之生活的去，这宗教之行而发达，固非怪事。一个学者家始末的传记，常能增吾人对于佛教行因素之某程度的了解。明代陆丽京的传记，便是有价值的材料之一，此传记自他的女儿的手笔，首尾完好，堪为珍。陆丽京为明末清初之人，年事已，一日忽告失踪。隔了许多岁月，曾一度重杭州城，来治疗胞弟的疾病;他的妻儿即住居贴邻的屋，而他竟掉首不顾，竟不一行探望自己的家。他对于这人生的现象应有何等彻悟，才取如此行径！

你倘使读了陆丽京传记，便不难明白: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度，陆丽京早年负诗名，为西冷十之冠。清初，庄廷史祸作，陆氏被株连狱，提解北京，阖家锒铛就。庄廷以大不敬论罪，预其事者，法当诛，丽京自分无生望，行前因往诀别于宗祠，跪拜时曾默祷曰，万一侥幸得全首而南归，当削发为僧。系狱久之，果得白，逐践宿诺家。由此看来佛教乃为生死关不自觉的现形，是一对抗人生痛苦的报复，与自杀于同一意味。明代有许多丽而才之女，因时局之不幸的变迁，丧失其人，因遂立誓家。清世祖顺治之家，其动机与此有同一之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