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治学方法，这治学方法立刻使清代学术放空前的光彩。

中国人之心灵何以不适于科学方法之发育，其理甚显。因为科学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愚拙而顽的苦役的钻研。而中国人则信赖普通与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至于归纳法的论理，在中国常被应用于人类的相互关系(人为中国人最兴趣之题目)，在西方往往有为呆笨之结果，此例在国大学中尤数见不鲜。就是今日用归纳法所作之博士论文也得使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那样愚笨，好似写一篇研究冰淇凌的论文，经过不断的努力之后，却宣布其犹豫不决之结论谓:制造冰淇凌所用糖之主要作用为使之甜。或有经过长时期井井有条之研究，发表“四洗涤盆碟方法之时间与动作之比较”而复得意洋洋自以为觉察了一个新的学理，即“屈腰与提举的动作是疲劳的”或则写一篇“棉内衣霉菌量之研究”而发表“霉菌数量之增，与外衣退去所需时间成正比例”数年前，报纸上曾登载一篇通信，记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学生，专事密研究各书信格式之动力，结果发觉一大原则，即“字迹愈，则愈易注目。”

如此愚拙的工作虽在商业广告上或许有用，实际上依著者愚见其效力只等于中国人一瞬间的普通与直觉，著者曾见过一幅极之图，登载于Punch杂志中，那画画着一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圆桌会议，他们正在把许多解剖了的猪加以检测，一支寒暑表在猪的长鼻孔里，前面则挂着一串珠链，检测结果，乃一致决定:“猪猡见了珠宝，并不发生反应。”这样描写，并不能算作侮辱科学方法。盖路却斯脱大学开松教授(Cason)曾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年会中宣读论文一篇，其标题为《普通烦恼之起源及其质》文中区分烦恼类至二万一千之多，其后去其类相同、重复暨非纯粹之烦恼，最后缩减至五百零七！他又把这五百零七分归数类，像品杂有发者二十六征兆，见了秃颅者二征兆，起于蟑螂者二十四征兆云。

有许多呆笨苦役里，当然包着一分真实的科学功绩。只行真实的科学训练，能使科学家乐于研究细微事如蚯蚓也有保护的外衣之类，而科学之逐代发展达于今日灿烂光辉的阶段，也自此等细小的发现积累而来;缺乏这科学光而大量之幽默与普通，中国人势必轻视研究蚯蚓或金鱼生活之努力，觉得此等事，读书人不屑为之云。

四、逻辑

再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论》里早已指人的知识的主观: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曰:“可，非常。”庄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中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凡质类似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现，亦遂不可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