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到了西安。这与他1959年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儿"，一回旋余地也没有了。谁让自己现在是国家呢？那自由职业者狼迹天涯、随心所的日都成了记忆，也只剩下了记忆。"文革"中，尚小云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这时，幸亏有个吴素秋——这个昔日在尚剧团挑梁唱戏的女演员，二话不说，自掏腰包把尚小云夫妇接回北京、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或多或少带着一虚骄与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大概是1962年的夏季，李万带着内蒙古京剧团京汇报演。父母从报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便叫我去登门拜望。父亲叮嘱："你替我们送去问候。不要久坐。也可能人家会很冷淡地对你，懂吗？毕竟你的爸爸（19）57年对不起人家。"

乎意外！李万夫妇极其情地接待了我。沏茶续，忙个不停。他把儿李小也叫了来。

李万对儿说："你今儿晚上，不是演《闹天》吗？赶去拿票来，请章小赏光。"

李小立即从袋里拿了两张戏票。没等我伸手，李万便接了过去，看了一，说："楼下五排，好的票，您可一定去呀，看完了，给我们小提提（意见）。"

我笑了，也很不好意思。说："您错了，往后是请小给我讲戏。"

一说开了，话就长了。我问李砚秀（李万夫人）在内蒙的生活怎么样，是否习惯。

李砚秀手指着摞着的几个大箱，长叹一气。说："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甭穷和富，祖宗三代的东西都得留着。你瞧，这些箱里面没一样值钱的，可走哪儿，你也都得带着。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也像西方人那样生活就好了。"

我问："西方人是哪样生活呀？"

李砚秀说："夫妻分手，各提一个箱就走。"

我大笑，觉得她是个能聪明人。我俩聊得很久。后来，她还找几本旧像册给我看。在她找的时候，我有空隙来打量李万的临时住所。有两样东西，显得很特别。一是冰箱，那时的冰箱是稀罕之。二是许多空酒瓶，多半是白兰地酒瓶。遂问李砚秀。

她说："鸣举（李万的字），几乎是一天一瓶酒。最喜的喝法是白兰地加冰块。"

我非常吃惊于他的洋派生活方式。又问："李先生是不是在反右以后才这样的呢？"

李万立即话："我才不什么左呀，右呀。我这辈就是一唱戏，二喝酒；唱好戏，喝好酒。"

这个人生目标是很低的，但这样的低，又有几人可以到？

告辞的时候，一家人把我送到大门。李万握着我的手说："回去给令尊大人问好，给令堂大人问好，再替我问候黄（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

这四个人是什么人？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级的四大右派，被统战圈定为农工党的"章黄李（李）反党集团"。我想，李万不是不知——自己的右派帽与发内蒙，皆源于此。我的泪再也控制不住，猛地伏在李万的肩上泣。天地间，最薄的是心，最厚的也是心。

李万被我的举止，搞得不知所措。李砚秀一旁劝："别难过，戏班的人都是萍相逢，讲的就是互不嫌弃。"

"互不嫌弃"这四个字，我记了一辈。谁能到互不嫌弃呢？恰恰不是你的骨、至亲或最，而是那些萍相逢的人。

当晚我在前门外的庆乐剧场，看了李小的《闹天》。剧场简陋，天气闷，看得我大汗淋漓。李万的这个儿英俊又息，观众为他而来，为他喝彩。我一向不去后台看闹或凑闹。但《闹天》演完，我对边的男同学说："李小太漂亮了！我得到后台看一。你陪我去吧。"

男同学说："我要不陪呢？"

"那我就自己去。"说罢，就转了。

见到李小，我吓一大：他坐在一张板凳上，耷拉脑袋，脸惨白。全如洗，从发尖到脚后跟寸寸透。他只朝我，连招呼的气力也没了从这一刻起，我知了什么叫血汗钱。

李小，多么的一个青年演员，也跟着父亲发至内蒙。戏剧界朋友闻讯都非常惋惜，说："小本该留在北京，在北京他也是一！"后来，惋惜成了遗憾：他比他父亲还早地离开了人世。

1964年始，京剧大演现代戏的时期。北京京剧团锣密鼓地排练《芦火》、《杜鹃山》。切莫以为就是个更换"戏码"的事。现代戏像一只大章鱼，其角伸向艺人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个角落。

现代戏的排练和演都是在烈的政治挂帅气氛里行的。剧团为加领导，成立了党、团临时小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步展开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学习。全演职员工觉悟提，加了组织纪律。在北京京剧团4月送上级的一份情况汇报里，明确提"反对单纯艺术观，要推社会主义之新，使现代的英雄人占领舞台阵地通过动员会，大家都下保证，一定遵守制度，服从分，树立队三八作风，克服自由散漫的工作态度。并开始铲除雇佣观和捧角思想"。典型的例是赵燕侠带农村验生活；每天提前十五分钟排练场；再次主动提降低工资。原本帝辇之下，京畿之地，生活是一向较别丰裕自由。人们对艺术、对各玩意儿，也有较宽阔的理解。但是政治形势的变化，同行生存之的更改，特别是某些演员有了很现实的、同时又很功利的政治上的要求，连良这样的艺人便于自己觅得的一自由的有限生存空间正在缩小、缩小。成名于旧时代的艺人们再也不能沉溺于小情趣，而淡漠现实政治了。似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的政治风云与时代脉都使人生沉重。而唯一的区别或许仅仅在于：这沉重有人来得早些，有人来得晚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