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的父亲则主动叫司机用自己的小轿车去接送名演员。座谈会开完，又掏腰包在北京饭店请客。那日父亲牙痛，便先去北京医院看牙，接着赶到饭店。他不敢喝酒，只喝了些汤，可那也兴。原本父亲对中央统战规定农工民主党只能在医药卫生界发展成员的限制，就有所不满。这次趁着大鸣大放大发展的机会，能有一突破，他颇为得意。

"好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鸣放很快变成了反右。在戏剧界第一个受批判的是张伯驹，接着，是吴祖光。继他们二人之后，便是由母亲和李伯球介绍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在母亲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的李万了。

北京京剧团在上级的布置下，召开了批判李万的大会。连良不仅必须席，而且必须讲话。因为李万是他收的第一个弟。在共产党的斗争战略里，关系亲密者向来是他们的着力。会前，上边已经跟连良打了招呼，一定要"立场鲜明"。会上，他听这个批判，等那个讲完，一等再等，一拖再拖，看着大会要收场了。实在没法，他把牙关咬，鼓足勇气，上了台。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可讲了两句，就没词儿了。满肚的戏词儿，也都派不上用场。一向从容自如的连良，到从未有过的尴尬和慌张。他急忙忙下了场，下场时还老规矩，给大家鞠一躬。

散会了，大家走了前门外粮店中和剧院。走在了最后的李万，觉得袖被谁拽了一下，抬看来，却是连良。从递过来神里，他判断：三叔（即连良）有话要说。于是，跟在了后面。了粮店，过了路，爷儿俩一同钻了连良的小汽车。司机照吩咐，一直把车开到了坐落在李铁拐斜街的鸿宾楼饭庄。连良走在前，李万跟在后，了个单间。

上了菜，连良不好意思地开了："万呀，希望你不要记恨我。不是我要批判你，是他们要我批判你。我是没辙。我还听说，这回内定的右派本来不是你，是我。后来听说上边没批，才改了你。可是，不是你还是我，谁也不敢反党不是？就是给咱们爷儿俩一人一杆枪，咱们也不会去反社会主义不是？你先受委屈，总有一天能说清楚的。今儿个三叔请你吃饭，是给你赔个不是。"⑹

李万赶说："三叔，您这话说远了，我还不知是他们您说的！您说什么我本没往耳朵里听。我才不往心里去呢，您也不用往心里去。快吃，快吃，菜一凉就没劲了，不好吃了"⑺

连良自以为这顿饭吃得谁也不知。其实，上边早派了人盯梢。很快，领导找连良谈话，受到严厉申斥。

鉴于李万"态度恶劣、罪行严重"，北京市文化局决定在7月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行批判，所有的京剧名演员都到场，包括连良在内共一百多人席。一些人的发言带有很大的挑拨。李万或许是舞台正中站惯了，竟镇定自若，神如常。有人揭发他在批判会的前夜，居然还跑到剧场后台，对别人说："没事儿，我在家抱孩哪！明天是我的‘正戏'，你们整风小集团组织好了吗？"霎时间，会场似狂风，群情如沸。

1958年，到了反右斗争的收尾。李万、叶盛兰、叶盛长三人，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李万调往内蒙，叶盛兰留在中国京剧院，叶盛长则成了劳教人员。连良没有划右。但有人传话来，说：连良在反右运动中，多亏彭真的保护和关照，才涉险过关。

整风反右运动使八个民主党派彻底垮台，其中最惨的要数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由于连良是在1956年底加民盟的，故被戏剧界领导和剧团的左派，称之为"火线盟"，算是政治上的又一个严重问题。连良的"赴朝收费"与"火线盟"的行为，说明他这样的艺人只生活在艺术里。其聪明、才智与能力也只存活于艺术。一接现实，便分不好歹与利害，辩不明对错和黑白。在革命和政治面前，更是一个糊涂虫了。

"问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中国又开始了大跃，真是一阵锣接一阵鼓，没个消歇。文化主门立即着手行对于戏曲民间职业剧团的改造。有一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它们（指戏曲民间职业剧团）不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没有完成，而且民主革命还残存着很大的尾。这状态与我国全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公社，生产上大跃，正在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必须行社会主义改造使这支戏曲队伍真正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组成分，成为一支积极力量，由国家统一调动，听党的话，成为党的驯服的宣传工。"经过整风、反右、大辩论和向党心，艺人觉悟大大提。通过对坏分的下放、制、教养，戏曲的队伍纯洁不少。现在终于到了瓜熟落，到渠成的时候，官方动手一步改造剧团的条件已然齐备。这改造，包括"对戏曲队伍的彻底清理，搞清楚剧团每个成员的政治历史面貌，把地、富、反、坏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理；建立人事制度；齐理；建立党的组织；继续两条路的斗争；解决上层演员对党三心二意的态度和严重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演剧目以现代戏为主，清除表演上的低级庸俗作风；组织剧团上山下乡，一边劳动锻炼，一边演；提艺人（有百分之五十的文盲或半文盲）的文化程度等等。"在这所有的改造措施里面，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改革经营理制度，而在改革经营理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分上准备逐步实行合理的工资制度。其法是——"经群众大鸣大放，在群众自愿自觉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合理制度，把薪适当地降低。"

在那个时候，哪个剧团艺人的工资最呢？当然是名角荟萃的北京京剧团。"威行如秋，仁行如。"很快，一纸《关于降低北京京剧团演职员工资问题的报告（1958年）》就呈了上来。这份报告说："北京京剧团演职员的工资标准很（最的1700元，最低的50元），这在所有民间职业剧团中是最的。因此，造成一些名演员生活上的铺张浪费，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思想改造和剧团为工农兵广大劳动群众的方针贯彻。"但是"经过整风运动，剧团成员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主要演员连良、谭富英和一般演职员都纷纷提降低工资特别是最近的向党心运动，降低工资已成为全成员的普遍要求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整风领导小组和团委会的领导下，第一、演职员自愿，自报公议，领导决定。第二、降低工资既不影响一般演职员的生活，而主要演员还保持较的生活平。第三、以上降下不降的原则，对特薪（一千元以上的）降百分之三十左右，薪降百分之二十左右，100元以下的不降，只作个别调整，为降薪幅度的控制标准。"报告里还明确指："我们意见，为了与目前蓬的大跃的时代相适应，贯彻剧团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工资制必须予以改革，因此我们同意该团提在群众自愿基础上有计划的降低演职员的工资方案。"

那时的中国人，已是被革命观念冲昏了脑的群。即使心里明暸利害与得失，但"多数的力量"也使他们情不自禁地放弃个人立场。加之，任何个人（包括名角连良在内）在群中都是没有地位的，作对就是错误。一石投下，激起层层涟漪。北京京剧团以外的演员也跟着烈要求降薪。其实，这个连锁效应早在官方估计之内。瞧，"报告"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北京市其他一些京剧团也存在着同样质的问题，如京剧四团吴素秋、姜铁麟，新华京剧团徐东明，青年京剧团李元、李韵秋等在整风后也提降低工资的要求。预料通过北京京剧团降薪，会起很大影响，我们意见亦北京京剧团的降薪原则，有计划、有领导地作适当的降低与调整，使之能够巩固整风成果，一步贯彻剧团工农劳动群众，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北京京剧团这次降低与调整工资，是很不彻底的。我们准备在不断革命中来逐步解决北京京剧团及其他京剧团不合理的薪金问题。"像连良、谭富英这样的角儿，工资一下降了五百元，降幅颇大。跑龙的，如贾荣生原薪三十（自报降为二十六元）、杨长生原薪二十六（自报降为二十元），本不属调整之列，也都降了薪，且降薪数目比自报的还低，每月工资十八元。降薪方案的顺利完成，其关键是在剧团"迅速备党员，建立了党的领导心"，且"经过充分发动群众"。方案已定，但它的实施却因三年困难时期突至而搁浅。

继而，是下放劳动。剧团"国营"了，艺人""了，党让啥，就得啥了。在"知识分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号下，许多剧团"一锅端"，全演职员开到京郊工地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剧团一些积极分，看到民工的度责任心和英雄的劲，极为动，也大起来放"卫星"⑻，连续劳动十二小时。放完"卫星"以后，还烈要求文化局领导能让他们经常参加劳动，并订为制度。当然，听到汇报的文化局领导也知：京剧团下放劳动的表现最差，仅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参加了劳动。特别是那些有名气的演员即使下去了，劲也不大。

在这个时期，父亲和连良有一次偶然的会晤。大概是1959年年初，一场大雪过后，人行上的残雪和沙尘混在一起，被踩成实的块。路两旁堆着累累的积雪。由于气温回升，有些雪堆变成了灰，变得松。街泥泞，从四合院灰屋上的雪开始滴落下来。天空是蔚蓝的，挂着金黄的太，没有一丝云影，空气寒冷却清快。

父亲忽然来了踏雪的雅兴，说："我想去公园转转。"

母亲说："小愚陪你去吧。"

我兴得大喊："万岁！"因为父亲好久没去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