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坐在挨着客厅的书房里，隔墙旁听。

×××说：“我快满四十五岁了，想参加这次梅奖的评选。”

梅奖的评选规则是限于四十五岁以下的演员参评，故张庚夫妇一致鼓励她参评。这个女演员说，自己已经报了名，剧院领导也很支持。但是，她发现一起参评的演员都在走“门”送红包。尤其是外地的演员，有剧团、文化厅（局）的支持，开着公车，拿着评委的家地址联络图积极奔走，且手大方。而自己则腰无分文，剧院也是一贫如洗。院长对她说：“咱们连发工资都困难，哪儿有钱送评委？”话说到此，这个女演员的声音已带了“哭腔”

这时，我只听见张庚问：“那些参评的演员是不是都在送钱，送礼？”

对方怯生生答：“是的，个个都在送。”

张庚大声说：“我告诉你—如果大家都在送，就等于都没有送。你回去安心准备演。把戏演好了，不用送礼，肯定也能获奖。”

“张老，真的是这样吗？”

张庚没有回答，只是说天已晚，气候寒冷，快回家吧。

一个多月后，梅奖揭晓。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位唱青衣的北京女演员评上了。名次是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的。她排在倒数第二、三的位置。

文华奖是政府奖，分量自然比梅奖重得多，评委会的规模与结构也更为庞大。主任由一个好戏剧、喜演员的副长亲自担纲。评委多由文化官员组成。其中包括文化的艺术局局长、副局长、戏剧长、副长、直属院团领导，还有来自外省文化厅的厅长、副厅长。张庚和另外一两个专家被聘为顾问。

这个奖因官方彩而受到普遍重视，竞争激烈，评议也激烈。张庚看戏认真，评戏也认真。他对于只看重内容，一味调题材的倾向是不满的，认为戏曲创新已经到了必须讲究形式的阶段。然而，评选的结果令他失望，一连两天的情绪都不好。第三天，正好在研究院席一个什么会。散会时，他对也是文华奖顾问的一个同事说：“不知你是怎么一个态度，反正，明年的文华奖若再叫我当顾问，我是不接受的。所谓的听取专家意见，不过是样罢了，还是长官意志。”

那位同事对张庚的观非常认同，也当即表态，自己明年也不参加了。第二年，我发现只有张庚不是顾问。别人仍在以当文华奖评委、顾问为荣。

生活中的张庚，态度安详，表情有些漠然，却不忧郁。目光散散的，说话的语调低缓。前额的皱纹和略微下垂的嘴角，总显一历尽沧桑的疲惫。而掩盖于安详神态朴实外表之下的，是火，是，是情。

张庚生在湖南长沙，母亲曾宝菱是曾国藩的重孙女，习诗书，通文墨。年幼的张庚，是从母亲那里接受文化启蒙教育。父亲姚源纶虽官宦，却是个走文人。他不谋职当差，不存恤妻小，一生无所作为，狼迹天涯。一九五Ｏ年，仍不肯就范于社会规则的他，就范于家。他厨艺超，一日三餐亲自掌勺。当家人津津有味地吃饭，他就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看戏文，读唱本。父之间淡如，轻如云。然而于父亲去世殓之际，第一颗铁钉在敲击声中钉棺木，张庚仰天痛哭。其声哀，其情恸。那清淡似如云的骨血关系，原是一把刺心的锋刃。

九十年代，我去张庚家里闲聊的次数越来越多。老人也寂寞。

有一次，我指着他家客厅里的两个多宝槅，说：“张老师，你这个多宝槅里置的瓷小摆件很不错。款式错落，颜各异。”

老儿听了一下兴奋起来，提了声音说：“诒和，我要是不搞研究，自以为还有两件事可。”

我说：“你都这么老了！除了研究，你还能啥？”

张庚站起来，让我看看他陈设的几茶。说：“这是我摆放的。你觉得怎么样？”

“好。”

他得意地说：“我可以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室内设计。”

我大笑不止，遂问：“那第二件呢？”

张庚坐回沙发，对我说：“搞创作。”

我又笑。

等我笑够了，张庚说：“我一直想写一本书。”

“你想写自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