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但到死，张庚也都没有闲下来。

玄奘没能来到他的笔下，却一直搁在他的心里。有时，我觉得他的神就很像玄奘。

张庚是个老革命、老党员、老延安。他的理论著述渗透着历史唯主义和辩证唯主义的基本观。每年的五月，张庚都要撰文纪念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发表—重申艺术源于生活又于生活的命题。他在理论上，也是懂得政治的。我平素在私人场合就听他讲过一些很辟的政治见解。比如，在议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张庚一语惊人。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对农民的改造。农民造反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我要坐了金銮殿，就他娘娘。”但现实环境，张庚的政治表现常常又不怎么杰。可以说，他一直是戏剧界右倾思想的代表。四十年代在延安，泽东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张庚却不识时务地为戏剧的正规化、专门化辩护，在戏剧系斯坦尼系教学，排演《日》等大戏，并说“我们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不要提吗？”六十年代，关于“封建德问题”的一场讨论，由于持“封建德的全民、继承”等观而被《戏剧报》批判了整整三年。后被到徐的一个县，去当个县委副书记。“文革”中，张庚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检查，抄家，劳动。到了七十年代，由于他不明党内斗争的底细，在批邓运动中由别人代笔写了一篇批邓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不久邓大人复，他又不像同写批判文章又同登于一版的名医学习，及时歉自责。总之，张庚一生屡遭贬斥，长期被权势冷落，好在他始终没有多少仕途之想。学术研究是他的最佳生活方式。他曾对我说：“如果开一整天的会，没有写字读书，我就觉得这一天是浪费了，心里很别扭。”

张庚在世时，我们曾经认为老学者应该给年轻学腾腾地儿，挪挪窝儿。现在他走了，腾了地儿，挪了窝儿，却无人能填补，亦无人可企及。留下的，是永远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透过他的经历和著述，人们看到了一代知识者的苦苦追求和挣扎。在这动纷的时代，风云变幻之中，张庚始终守住自己的神阵地，守住自己的德、情、人格与价值。面对说不尽的太平盛世和看不够的繁华夜景，我们这些现代人在质主义的重压下，早已没有了灵魂的栖息地。从这个意义上看，一生从未红火过的张庚，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再说，有学术震撼力的响，可以是沉寂。陈寅恪是沉寂的，钱锺书也是沉寂的。

张庚和那一代的知识分一样，有知识者和革命者的双重份。在那样一个危机四伏、动不安的时代，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使他们对现实社会无比关注，血沸腾地投其间，义无返顾地担当起匹夫之责。然而，他们的真正兴趣志向在于埋学问，著书立说，兴办教育，无须假于政治或仕途以求名利。这样，他和翦伯赞等一批克思主义学者，一世，即脚踏政治、学术两只船，游弋于学海、宦海之间。而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碰撞、磨，不但使他们很难保持内心的平衡，且给他们人生带来许多的遗憾和神苦闷。所以，以一颜，去涂抹他们的底，都是不行的。

不错，张庚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但他更是一个文化的信奉者。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和为这个目标所付的全心血，说明在灵魂他相信，只有文化才最终有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人生不朽是文章”而这，才是他底中的主。你是一朵鲜也好，你是一株野草也罢，当有自己的样式和表现。张庚是有自己的样式和表现的。

2000年，我的丈夫（克郁）患绝症。我在绝望与希望中徘徊，他在挣扎和放弃中穿梭。二十载平淡夫妻，在这最后的岁月了痛绝空无之境。一年后，正飘落之际，丈夫最后拉了拉我的手，叫了声“小愚”倒在去医院的路上…已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接死亡，但这一次我天命之不可求。

我独自归家，对着同样落泪的小狗，生离死别，一时尝尽。夜，风如丝，泪如雨。一个孤立无援的我，已无法承受那四面涌来的情。

突然，有人叩门。张庚的夫人张玮，素衣裹，带着白，站立在我的面前。

我说：“这么晚了，还来？”

她答：“是你的老师一定要我来的。”说罢，递给我一封信。是张庚写的，那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劝之语。张庚因患疾，连电视都已不能看了。这信，不知是怎样写的？又写了多久？

后来，我又得知：张庚下午听到噩耗，十分难过。

张玮宽他说：“诒和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