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喝：“你这简直是反动言论！”

全场愕然。

这时，只见张庚摆摆手，要那个愤怒的同事坐下。然后，对他说：“我看××讲的话有些理。”散会后，有人叹：“看来人的思想僵不僵化，真的不在于年龄。”

1986年前后，研究单位开始了评职称的工作。搞研究的人，可以不国，不提级，不当官，却非常重视评职称。由于评议过程的透明度不够，大家对结果不满。我写了封公开信，表达了这不满。不想，这信把一座恭王府搅得风风雨雨。

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庚接到了信，立即召开了有中青年研究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

会上，他首先讲话。说：“这些年，我一个人住在十二层楼的房里，脱离大家，在上，不了解同志们的实际情况。虽然我没有参加戏研所里评职称的事，但我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把大家请来，就是想听你们的意见。特别是想听听你们对我的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个中年人，姓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系。他严肃地说：“张老，我60年代初分到研究院，大家叫我小栾。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我快五十岁了，住房窄，工资低，没有提，更没有国，这些我都能忍。但是评职称不同，是学术范畴的事，更是对我大半辈的研究成果及能力的定。所以，我希望到起码的公开和公正。同时，我也希望你老人家和其他同志今后不要再叫我小栾。”

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张庚自始自终都在认真地听。谁发言，他的睛就瞅着谁，诚挚又专注。最后，他了一个小结，说：这件事他是要负责任的。一定给大家一个答复。

此后，张庚再没有那个姓栾的叫小栾了，而我们却还是小栾小栾地叫着。

我的公开信也递到文化。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作家的文化长要接见我。我张得连觉也没睡好。脑里反复琢磨自己当如何回应长的垂询，细细编排自己该怎样简明扼要地介绍单位评职称的情况。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穿着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装着材料，跨了长办公室。

长随和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级和下级对面而坐。接着，他问我的，问了我的学历，问了我的家，问了我的父母情况，还问了我为什么坐牢…我是有问必答，且心生动。瞧，咱长多好，那么关心“普通一兵”谈话的时间不短，记得在此期间，长还接了胡绳同志打来的电话，好像对方有件什么事要办，长说：“我是晚辈，自然是我该上您那儿办事啦。”

长对我的询问结束，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结束。

我被礼貌地请了办公室。

“那我们单位评职称的事儿呢？”了门的我，扭脸儿叫了起来。

“哦，有关门会办理的。”长如是说。

几天后，长对他的一个新疆朋友说：“我见到章伯钧的女儿了，她好像有儿神经质。”

我听了这个新疆朋友的转述，霎时憋闷，监狱生活培养的老病犯了——不禁破大骂：“王八！”

新疆朋友很害怕，劝我别骂，说：人家是长。

我喊：“本不该骂人，可现在我都神经质啦！还不该骂？”

新疆朋友走后，我的泪簌簌而下。我不禁想起了张庚，想起了他召集的座谈会，想起了他那专注的目光，想起了他说自己“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