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举办目连戏国际研讨会，中国被邀请的两名学者，一个是吴晓铃，一个是张庚。在八十年代中期，有资格去国访问学者，是令所有人艳羡不已的。张庚却表示放弃，并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名额，让给一位在湖南专门从事目连戏研究的学者。

我问：“张老师，现在谁都想去国看看，你嘛不去？”

张庚透过老镜的上沿儿，瞪我一，冷冷地说：“国有什么目连戏！”

继目连戏以后，从事戏曲研究的一些人掀起了傩戏[8]，先后成立了傩戏学会。海外学者情甚、兴趣甚，连续召开了几次国际的研讨会。每次邀请张庚参加，他都谢绝席，表示明显的冷淡。他说：“非要把戏曲的起源和傩戏直接联系起来，是没有充足依据的。中国到底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戏剧？也是个问题，或者说是个疑问。我们搞研究不能看着洋人兴趣了，我们也跟着有兴趣了。学术研究无所谓冷和，它是持之以恒的工作，目的是探求规律。没有坐冷板凳的准备，就别这行。在戏剧领域，的是戏台，红的是演员，还有那些导演、作曲等从事舞台实践工作的人。搞学术研究，要能甘于寂寞。”

1986年随着新任文化长的上任，我们研究院的领导也相应更换。撤掉了张庚、郭汉城、王朝闻、彦祥、葛一虹等一批对艺术学科颇有研究和建树的老人，转而由一位红学家主政。接着的变化，是红学研究室提升为所。再接着的变化，是增加了建筑所、陶瓷所、以及宗教戏剧中心、服饰研究中心。后来，又有讲如何容，讲如何医治糖病等等的机构开张和33个公司挂靠中国艺术研究院。一日上班，发现迎面而来、匆忙而去的面孔，尽已不识。我几近愤怒，觉得艺术研究院成了一锅荤素大杂烩，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大有问题，便跑到张庚家里去大发议论。

听完我的一顿牢，张庚劝我不要太生气。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商品经济大的席卷下，学术单位难以成为净土。”

看着他一脸的澹泊宁静，我似乎已经受到未来学术的凄凉。犹豫片刻后，我说：“我们的新领导大概都没有过官吧，要不然咋有这么大的劲？有人说级的艺术需要安闲的条件，我看今天的艺术恐怕是在无为而治的前提下，才能成果了。”

张庚眯着睛，没有批评我。却说：“从前我们建所是极审慎的。因为建所，就是建学科。比如红学研究，它属于文学研究。当初建立研究院是有分工的。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在社会科学院和北大等校。我们的学术研究限定在艺术学科范畴，因此，便把红学定在一个研究室的规模。至于建筑学、陶瓷学，当然包了艺术因素和学成分。但在本质上，是和艺术学科有所区别的。再说，建立一个学科门类的研究所，起码要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我问：“哪三个？”

他说：“一没有资料或只有很少的资料，不能建所。二没有一定数量的级研究人才，不能建所；三没有学科带人，也不能建所。"说到这里，张庚又补充："而且，这个学科带人不是行政机关封他为带人。你看我们研所的王朝闻，音研所的杨荫浏，是封的吗？”

后来，院里又成立了一个文化所，网络了许多社会英才。对它的成立我也是不大理解的，遂又对张庚说了自己的看法。我说：“国的学科是分得很细的。但怎么分，也没见分一个文化学科来，大学里也没有一个文化系。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学科的概念不好把握，内涵不准，外延太大。”

张庚，又轻叹一声，语调平缓地说：“在我们这个国家，每隔几年就要发生新的狼，教育界、学术界也不能例外。这里面有的东西就消失了，有的事就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