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很大，毫无名利思想，到死前二十七天还在翻译。找个术家，好好画一画。玄奘像，应该大。现在的像，既不够大知识家，也不够冒险家，这样又很庸俗无用。玄奘的说明，看不他是唐代的一个僧。我以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避讳。说他是一个僧也不贬低他。宗教不一定是坏事。”

六十年代的翦伯赞很想效仿司光，编写一像《资治通鉴》那样的史著。着手如此浩大的编纂工程，当时北大历史系有的是人手，没有的是环境。泽东站在政治的巅峰，整日价呼风唤雨，对知识分批来斗去。哪里有安定？何寻寂静？1949年前的翦伯赞，能够脚踏政治、学术两个圈。可到了六十年代，他已经无法将政治与学术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父亲和他在内蒙的一座新兴小城，作了最后的会晤。

1961年的夏季，不知于什么原因，中央统战请了一大批级知识分去内蒙的海拉尔市避暑。其成员的政治面目各各样，有左派骨，有右派目，有纯粹学者，还有统战。父亲被容许带着全家前往的。

海拉尔的夏季，凉宜人，风景大佳。对绿之草，听云端之鸟鸣，心旷而神怡。我们安顿下来后，别人成群又结队，父亲则独来又独往。即使有个别熟人在走廊、园、餐厅里相遇，也无非是一张冷漠的面孔，重复着陈腐的话。父亲索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散步，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无无染。右派中唯有龙云常来闲聊。抗战的往事，是他们永恒的话题。后来登门的，是中共阎宝航。张大帅及其诸公是二人持久的谈资。

一日下午，突然有人敲门。母亲边说：“请！”边去开门。

见翦伯赞立于门外，全家都傻了。

“翦伯伯！”我跑过去拉着他的衣袖，不放。

“伯钧，我特地来看你。”

“老翦，你怎么来了？”父亲喜望外，兴奋不已，像分离很久的兄弟骤然晤聚。是呀，现在人人都忙活着跟形势、渴望着脱胎换骨，有谁还记得泪滴血的故人。

翦伯赞告诉父亲：前不久，国家建立了一个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经李维汉提议，受乌兰夫邀请，组团访问内蒙古。他知统战搞了一批级知识分和民主人士来这里避暑，便要了个名单。一看，上面有章伯钧三个字，便决定要来看一看。

父亲问：“你还要看谁。”

“谁也不看。”说罢转向我，问：“小愚，还记得我家的锅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母亲的圈蓦地红了。

“记得，记得。”我说：“翦伯伯，我怎么会忘了呢？”

“记得就好。”翦伯赞笑了，又问父亲：“这几年，你的情况怎么样？”

“如老僧守庙。”

翦伯赞，他或许能味这僧人般空寂底下，所隐藏的失落、耻辱、容忍，以及被极度压制的自由意志。

“民盟的情况呢？”

“你以为民主党派还有起？人在世间，梦在天上。幻想是逐渐灭亡的。而令我最痛心的事，莫过于看它生长，又看它灭亡。”接着，父亲提了音调，说：“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李维汉。”

翦伯赞对母亲说：“健生，这次和你们一起来的还有许多老朋友呀，大家又见面了。”

父亲不等母亲开，即：“我和健生还有什么朋友？包括潘光旦、费孝通在内，无不是前车刚覆，戒心犹在。可怜！我能谅他们。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专制的大舞台。何况老从来自威柄，一路攻过来。把大家都成弱者，剩下的那个者又有何用？现在又兴搞什么大跃，放卫星，赶英超。只有无知者才信这些氏奇迹。知识分中即使有人不满，充其量也只能是腹诽耳议罢了。老翦，你是个史学家，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现在不思考、不研究，将来发生的事，恐怕连思考的时间和研究的余地都没有了。反右对民主党派而言，就是个大教训！”

翦伯赞听父亲这样的议论，一句也不反驳。

客厅里现了停顿的寂静。我面对着翦伯赞而坐，发现他竟也老了许多，发更白了，抬纹像刀刻一般，睛陷，目光透达而忧郁，又像是在质疑什么。

我想打破这个沉闷的局面，便问：“翦伯伯，你好吗？”

“我不好！什么都不好！”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气恶狠，目光怨毒。犹如一锅沸渴望着横溢和宣。

我又说：“我当初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你的北大历史系。”

话刚，揣怨火的他，大声喝：“学什么历史！考什么历史系！现在历史系的学生连句都断不来。教育一塌糊涂，史学一塌糊涂，社会更是一塌糊涂。我看，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的。”

父亲说：“听说，北京大学也要搞人民公社，把个大学办成科学、教学、生产、军事、劳动的联合基地。老翦，是这样吗？”

“什么基地？都是放！现在是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学生不像学生，教授也不像教授。”

一切都哑默了，谁也找不话题来。激动又惊骇的父亲，围着沙发踱来步去。

突然，翦伯赞直声对我说：“小愚，你去。现在是我有很多问题想不通，要和你父亲谈谈。”显然，面对举三面红旗的社会喧闹和政治盛景，他受到的是残破与不安。引起内心痛苦的，可能远不止这些。

父亲连连向我挥手，我乖乖地去了，拿着一本小说，坐在院安放的木椅上，等着，想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翦伯赞从招待所的大门匆匆走。

我赶忙跑回房间。母亲正在收拾喝剩的茶，父亲则一语不发地瞧着窗外神。

我问父亲：“你和翦伯伯谈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