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父亲继而又问向达帽理的情况。他告诉父亲，自己是降职降薪。无党派人士的向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很：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即考古所）副所长（所长陈垣）。现在这些职务统统“”光。

“也好，我今后专心学问吧。”这是与父亲握别时，向达说的最后一句话。

说者平淡，听者沉重。好在向达很快就摘了帽，据说周恩来是打了招呼的。消息传，父亲兴了。说：“共产党到哪里去找向达这样的级人才？”

我问：“他怎么个级法？”

父亲扳着手指说：“向达通中外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学，还能编蛮书，搞翻译，对中国术、画也是很有研究。”

“共产党把这样的人都搞掉，好像不太划算。”

父亲哈哈大笑，说：“我的小女儿不错，会想问题了。这个问题现在还看不来，时间久了。共产党就会发现运动过后，剩下的是些什么人。”

“剩下什么人？”

父亲瞪大睛说：“剩下业务上的平庸之辈，政治上的应声虫。”害怕父亲再篓的母亲没有反驳，狠狠地“扫”了父亲一。

1957年夏季的翦伯赞在思想上是必须守比冰还冷、比铁还的党原则。在行为上，他必须义无反顾地积极投：在公开场合表态，写批判文章，在批判会上发言。尽那时的中国级知识分已经看见隐藏在“开国气象”后面的霸，尽对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改造、政治学习产生反与抵。但是通过这场领袖亲自面、执政党冲锋在前、且充满谋和卑劣的反右运动，他们只能放弃公开的抵和反。为保护自己或表示归顺，或接受洗礼。反右斗争使民主党派全线崩溃，知识分悉数缴械。反右运动还协助泽东完成了共产党对学术的绝对领导权，达到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尊奉共产党政治思想原则与纪律的目的，满足了以克思主义观统一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意志。因为对于泽东这样来自农村的领袖来说，光有民间信仰和底层拥是远远不够的。

反右运动后期理阶段时，有人发现：北大历史系划右帽的人要比中文系少得多。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除了对向达等人的批判，翦伯赞这个系主任没有更多地涉及教职员工。翦伯赞毕竟和绝大分的中国文人一样，本善良。但环境的、现实的、生活的、生存的以及组织的、思想上的原因，不得不把善或隐匿或放逐。在大而急切的政治需要面前，被迫地却又是清醒地、积极地却又是有限度地弃置良知。作为史学家的他，恐怕已经认识到对党的忠诚在本质上，意味着程度不同的卖——既卖了无辜者，也卖了自己。如果说，把一场政治运动比一个大合唱。翦伯赞即使无意于一位的歌手，也必为歌者——为党而歌。然而，歌里承载着他内心的情和思虑。歌里，还带着心灵的颤抖。也许在权环境里，人的微妙和思想的复杂在于一个人独自在宏大政治舞台上，表演着悲与喜的双重角；在于一瞬间完成善与恶的替。

1959年秋，父亲和翦伯赞重逢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这是反右后的第一次会面。那晚演的是福建莆仙戏，戏名叫《团圆之后》。写的是一个书生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本该阖家乐，不想悲剧却由此开始。戏的结尾，是满台的绝望和死亡。我和母亲看得唏嘘不已。父亲也很不平静。

母亲边泪边退场，忽听后面有人在叫：“健生。”

回看去，是翦伯赞夫妇，他们的一个儿跟在后面。

我第一个迎了上去，大喊：“翦伯伯！翦伯母！”

翦伯母和母亲相拥在一起。

翦伯赞赶忙和父亲握手，问：“伯钧，好久不见了。你的生活怎么样？”

“还好。”父亲答。

“还好，就好。”

“松寒白石，僻路到人稀。”北京的秋夜，天空如洗，月如银。他们并排而行，说着话，亲切又悠闲。其余的人都有意拉在了后面…

不久，父亲在报纸上读到了翦伯赞的观剧——《在贞节牌坊的背后》。

反右斗争的胜利，为中共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领导和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权威起到了决定作用。这时，周扬适时提了编写等院校文史各学科通用教材的任务。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翦伯赞，自然成为这方面工作的重要领导者。而这也使他的学术活动达到了峰。这教材取名为《中国史纲要》，是一力图将历史唯主义会其内的中国通史。版后，受到周扬等人的称赞。与此相适应，翦伯赞也取得了在史学界近乎权威的地位。官方任命他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委员和副校长，并公布其中共党员的份。翦伯赞是在1937年由吕振羽介绍参加共产党的。为统战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隐瞒份，1949年后亦如此，只与李维汉夫妇保持单线联系。在江隆基调北大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即由江隆基和他行组织联系。其实，他刚城暂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由于说话比校长陆志韦还气，已有不少人怀疑他是个中共党员。

自1959年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了极其严峻的时期。人人空着肚，个个唱着调。教育界以行政方式推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生视教师为对。资格越老，学问越好的教师，就越是死对，搞什么“白旗”、“批白专”运动。把老师搞倒了，学生自己编教材。典型的事例，就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倒退之行和激烈之态，无不受到官方的默许和鼓励。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曾对我和其他搞戏曲史论的同事说：“（19）59年大学里掀起学生写教材的。人们常说荒唐梦，这样的事比梦还要荒唐。我私下里对北大王力先生讲：‘现在教育界的情况是，教授不如大学生，大学生不如中学生，中学生不如小学生，小学生不如幼儿园。’想想吧！这是多么可怕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