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释放了，皇帝大赦了，后又听说这一批人了全国政协。一个周末的晚上，冯亦代来家客。饭后闲聊时，他顺说：“前几天，我在政协小吃，真的看到了溥仪。旁边坐的一个小孩，连东西也顾不上吃了，跟大人闹着要看皇上。”

这一下，大大刺痛了父亲和罗隆基。俩人愤愤不平，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气。他们一致认为泽东的政策于实用、功利之目的和某炫耀心理及政治成就。如以罪论，即使右派是罪犯，他们也比任何一名战犯净。因为在知识份的手上，没有血痕。其实，无论是父亲还是罗隆基，心里是清楚的：泽东成功以后，防范的就是智者，尤其是那些善用怀疑光审视现实的人。

统战毕竟明，没有找他俩谈话，但知章罗此时正于心理严重失衡的状态。于是，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父亲和母亲到了火车站，发现与之同行的有邵力夫妇，陈半丁等人。这一路，天气甚好，他们与邵老谈诗，与半老论画。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康有为之女）母女。

父亲悄声对罗隆基说：“看来，此行的主角是你我。”

罗隆基。

父母参观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绍兴。但不久即发现，这些历史上最富庶的地方，质供应竟极其匮乏。去绍兴坐的是船，船行上，又有清风明月，邵力酒兴大发，一个劲儿地说，想喝“加饭”上了酒，却无菜。见此情状，不是左派、右派，还是陪同的统战，谁也不吭声了。

母亲琢磨何以无菜的原因，偷偷对父亲说：“我们的一日三餐在计划之内，是上边指示，地方事先筹办好的。邵老饮酒是个意外，意外就了馅。我分析得对吗？”

父亲不语，神冷凝。因为他看到了红旗下掩盖的贫困。

回到北京，父亲和罗隆基写了书面的思想汇报，谢中共所提供的学习、改造机会。材料送上，如石投大海。统战既不说好，也不说歹。

罗隆基原先还在期待着什么，后来便也明白了。不禁慨然：“伯钧，你说对了。不过是安抚我们罢了。”

我第一次去罗隆基的家，是他打电话向父亲借阅每日三本的《参考消息》。自当上右派，统战取消了他看“参考”的资格，这可能与他降级过低有关。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向父亲借些来看。

我说：“爸爸，让我骑车送去吧！我还没去过罗伯伯的家呢。”

父亲同意了，又板起面孔，故意装得很严肃的样，说：“你去要当心！他对女孩是有力的！”说罢，俩人相视而笑。

这是在（19）59年8月的一个下午。罗隆基住在东黄城附近的迺兹府胡同12号，这也是一座四合院，不过比我家那所宅的格局要小得多。罗隆基先把我带到书房。地板、坐椅、茶几、写字台、书架，没有一丝灰尘，净得吓人。每报纸、期刊，在书架上均有固定位置。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他都贴着用笔写的标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争鸣》等。写字台上放着一极厚的洋装书，书是打开的。罗隆基告诉我，这是一外史。

我说：“这么厚，要多久才看得完。”

“小愚，这你就不知了，罗伯伯看英文比读中文还要快呢。”他给我泡了一杯茶，指着杯中泛起的新绿，说：“这龙井是上品。小愚，我是把你当贵客呀。”

我摘掉草帽，满是汗。罗隆基连忙跑了去，拧了个巾来，说：“这是一条新巾。”接过巾，有香气扑鼻。

他打开电扇，电扇是放在地板上的。见我不时用手指住飘起的裙边，又走过去，蹲下，调整螺丝，将扇压底。

发现我喝不茶，罗隆基再次起去，隔一会儿，端来一杯放了冰块的凉开：“小愚，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不？渴不渴？电扇的风大不大？”

1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个男如此贴微而又礼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脸红了。

“罗伯伯，这倒，沏茶，收拾房间，每天都是你的？”

“亲的小愚，我和你爸爸都是右派，又是联盟。但实际上我哪里比得了他。你家还有司机、警卫、勤杂、秘书、保姆。我呢，落得个孤家寡人，从早到晚，形影相吊哇。”

我环顾四周，只有电扇发的声响。他这个家，安静得有些过分。

罗隆基知我是学文的，他的话题就从学文开始。问我：“现在文科教材里面，有没有现代文学史？”又问：“在现代文学史里面，有没有新月派？”再问：“新月派里面，有没有罗隆基？”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我学戏剧文学，不开现代文学史课，而在我自己所读的现代文学史里，新月派宗旨已不是从“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给“社会思想增加一些魄，为时代生命添厚的一些光辉”的文学派。官方认定的文学史上，说新月派在政治上是既反对国民党、又与共产党作对的第三力量的代表，并因为受到鲁迅的批判而于受审的历史地位。

罗隆基见我回答不提问，便给我上起课来：“小愚，罗伯伯要告诉你，新月派的人都是很有才华的，象徐志、梁实秋、胡适、沈从文、梁遇。我们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不过是常有几人，聚餐而已。在一起的时候，讲究有个好环境；吃饭的时候，挑个好厨。我们的文风各有不同，你罗伯伯专写政论，对时政尽情批评，几十篇写下来，被人叫新月政论三剑客，另二人一个是胡适，一个叫梁实秋，都去了台湾。可惜现在新月派被否定，罗伯伯被打倒，你读不到我的文章了。比如我写的‘非党员不能官，为作官尽可党’一句，恐怕就已不只是国民党政权底下的事实了吧。”

罗隆基常跟我提到昔日好友闻一多，他告诉我：一多和他同是清华辛酉级同学；闹学的时候，同受“自请退学”的分；一起飘洋过海到国留学；一在芝加哥成立倡导国家主义的大江会；回国之后二人又与徐志、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社。当然我还知：是他介绍闻一多、李公朴参加民盟；（一九）46年闻一多被害，上海各界在天蟾舞台公祭，罗隆基丢掉准备好的稿，慷慨激昂演讲，会场霎时风起云涌，达到了。罗隆基走下讲台，邓颖超跑过去激动地握他的手，一再谢，致意。

提起闻一多，罗隆基又说：“当年在清华读书，闻一多擅诗，我长文。一多曾一度专注学术，对我介政治也有微词。但一多被杀害，成了烈士；你罗伯伯活着，成了右派。现在我揣想，假如你父亲和我从外国归来都不搞政治的话，我俩会成为很好的教授，我还可能成为一个不亚于一多的文学家。”

我至今都相信他说的话。遗憾的是，罗隆基不是闻一多，也不可能是闻一多。这是因为尽闻一多与罗隆基同属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但解放前的泽东，为夺取江山的需要，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中间派来争取的；而建国后稳坐江山的泽东，则把民主派等同于右派，视为打击对象了。所以，40年代的闻一多，成为中国民主派的英雄。而50年代的罗隆基为中国自由知识份的代表，只有去充当挨打的反面角了。

他请我去客厅看看。如果说，我家的客厅是古古香的话，那么罗宅的客厅则有些洋里洋气了。茶几中央是一束黄唐菖蒲，在一个缠枝莲纹的青赏瓶里，瓶颈细，繁雅。仅这样一束，就使屋里充溢着柔清丽之气。

我问：“罗伯伯，这从哪里来的。”

“我买的，每星期在东安市场买一次。你喜这颜吗？”

“喜。”

“你下个礼拜来，我就换个别的颜给你看。我喜鲜亮的颜，要不然，你罗伯伯就更老了。”

我的父亲从不买切，他喜盆栽和养。

罗隆基的客厅，没有多少古董。只在一个菲律宾木的玻璃大橱里，摆放着青瓷的各式皿。他对我说：“瓷里，我只好青，也只买青。我不官窑还是民窑，只要我喜，就可以了。”

罗隆基推开橱门，取一只青大碗，指着碗绘制的松下士、锄地得金等四组人构图，说：“这是康熙官窑的东西。”

他举着碗，让我靠近细观：果然那上边的人形象生动，山川草木层次清晰，图案繁密。他还拿青瓷盘、青玉壶瓶和一个造型别致的青小罐，让我把玩。别看罗隆基以“喜就行”为收藏标准，其实，他有鉴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