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降职降薪的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亲是从行政3级降到7级，后来徐冰（即邢西萍，时任中央统战副长）还把50元的保姆费，加了去。罗隆基是从4级降至9级。人降到9级，专车便没有了。

父亲又补充：“这也难怪努生把坐车的事看得那么重，因为在缺车少油的中国，坐小汽车是个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把我的车从苏联老大哥的新车‘吉姆’，变为国的旧货‘别克’，也是在于要现一个‘降’字。”

由此，父亲和罗隆基开始了电话联络。最初的情况，往往是在双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国政协的会议通知的时候，彼此问问去不去赴会。

数月后，大概是（19）58年9月间，罗隆基打来电话，说：“伯钧，我想到你家坐坐，不迎呀？再问问李大（这是他对我母亲的称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迎，因为他们正过着寂寞清冷的日。

秋日载，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层金黄，院里的桃树、柿树、石榴树、枸杞树的累累果实，嵌缀在绿荫之中。这些果树木是父亲在（19）50年从北京饭店搬到这座大四合院，亲手栽植的。光七载，匆忙之间没有谁留意它们的生长。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临近坠落的成熟。放下电话的父亲，徘徊于秋绿荫之间。母亲在耳房准备茶，尽客人只有一个。我捺不住兴奋，毕竟好久好久没有看见罗隆基了。他还象从前那样西服笔，风度翩翩吗？

“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哪！”罗隆基的影和这两句诗，一起飞临而至。

父亲笑与他握手，：“我们都是下乔木而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亲即把手的小巾、大中华香烟和一杯清茶，摆到了跟前。香茶弥漫，客心安然。罗隆基环顾客厅，长一气，说：“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象个客栈了。”

父亲很兴，知我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故声说：“小愚，来看看罗伯伯吧。”

罗隆基从沙发上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一年时间，我们的小愚，长成大姑娘了。好好看看你的罗伯伯，变老变丑没有？”

他一没有变，风度依旧，格依旧，话未说上三句，便对父亲讲：“今天来你家，我是向政协要的车。”

父亲听懂了，吩咐洪秘书到传达室，叫政协的司机把车开回去，对罗隆基说：“等你走的时候，用我的车。”他听了，很满意。

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百寒，一尝尽矣。自己是想官的，但官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属于人大、政协、统战座谈会上的发言，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右派的罪状。”

父亲则告诉他，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执政。而这么至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自程潜之。第5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也充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实。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象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罗隆基的九载清华校园生活以及留学生涯，使他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有着跟他同代知识份很不一样的认识份。这些个人的亲经历与所信奉的思想牢牢地黏合在一起，便能产生一持久的力量。我想，已是右派的罗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保持着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国家尚无法，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没有解决——这是罗隆基在新中国成立后，持的一个基本观。经历反右运动，他是愈发地持了。

用车把罗隆基送走后，父亲对我说：“老罗的话虽不错，但他太天真了。”

我问：“罗伯伯天真在什么地方？”

父亲讲：“他的天真表现在和共产党打了半辈，还没有认识共产党。比如，努生常讲的那个立法问题。不是国家不立法，宪法也有了。实际上是共产党理国家的办法，不需要法。‘如今还是半《论语》治天下。’这话，我在鸣放时讲过，被人揭发，伤害了老和中共领导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视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我们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那一；另一半是向苏联学习，搬来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秦始皇加克格，我们国家的政治是用这么一机作的。老罗所说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变，中共也只会摆在那里，样。”

关于反右后的民盟，是父亲和罗隆基谈论的另一个话题。

父亲说：“民革因是些降将，本就抬不起。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较敢讲话的，只剩下民盟和农工，而反右的打击重，就是民盟和农工。老这次的最大收获是，通过反右完全控制了民主党派，也完全控制了中国知识份。而中国的民主力量和中国知识份的独立自主神，本来就脆弱。今后，民主党派只能称是地过日了。”

罗隆基则预言：“在民盟那些积极批斗、恶语中伤我们的人，将被统战提重用，并坐上我们腾的位。”

父亲很同意这个看法。他俩一致判定胡愈之要当上副主席，邓初民、吴晗、杨明轩3人，也都极有可能坐上副主席的椅。而象千家驹等人，大概会从中央委员晋升为常务委员。而杀回枪的史良，也一定会保住自己的位。

（19）58年11月12日～12月4日，民盟召开了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选是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一切正如他俩的测算：史良、崇民、叙保留了原有职位，胡愈之、邓初民、吴晗、杨明轩，全都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副主席。大概怕人家说打手都上了台，故又增加了陈望及楚图南。这样，民盟中央副主席从原来的5人增加至9人。千家驹、沈兹九等人，了常委的行列。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从此，对知识份的政治思想改造，成为民盟的光荣使命与现实任务。而这恰恰是罗隆基最反的，尽在民盟中央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他表示：“我要改造自己。我愿意改造自己。我决相信我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其实，他的内心，从不相信“改造”二字，至少他认为自己是不能改造的，也是不能被改造的。

“共产党制定的改造知识政策，不仅说明这个政党是把知识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还是一思想控制的好办法。”罗隆基的这句话，才表达了他的真实看法。

关于思想改造，记得他还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过一番解释：“小愚，你知吗？思想改造这个词，在西方叫洗脑。就是把原来装在你脑里的东西掏来，官方认可的思想意识。你爸爸或许还能洗一洗，因为他在德国学的哲学里就有克思主义，现在再装些中国造的克思主义，毫不困难。所以，民盟开会，谈论形势，座谈社论，联系思想的时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总有话讲。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20几岁，在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在脑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呢？可现在想掏拉斯基，装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列，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

我告诉罗隆基：“我们中学生也在写个人思想改造计划，积极要求步的同学还期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呢。我也要求给班主任写了一份，说‘共产主义虽好，可谁也没见过，自己不大相信这虚幻之。’没想到这份思想汇报被油印来，发给每个同学，作为批判材料。”

他听了颇为诧异，跑回客厅，对着父亲惊呼：“你这个当父亲的知吗？小愚也和我俩一样，写汇报，受批判。思想改造怎么从中学生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