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要来，因为杨薇在，他总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在搞什么。”

罗隆基摆一个小巧的收音机，一天，大概是他的情绪不错，边摆边对王兰说：“这个收音机是的，你知是谁送的吗？”王自然想知。罗隆基告诉她：“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王兰记住了这个“周佛海的小老婆”揭发来，使得会议主席胡愈之令其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关系。

这个护士还揭发了罗隆基卖药的事实，说：“他曾叫我清链霉素还剩多少，并说：‘这些药都是朋友送我的，留着不要用，要药就到北京医院去拿。’1953年秋，他问我：‘药过期了没有？’我检查一下说：‘快过期了。’他说：‘给我卖掉。’我问；‘拿到哪里去卖？’他很不耐烦地说：‘拿到王府井药房去卖，还不知吗？’我费了很多力，才卖掉40瓶。这些链霉素是国特务司徒雷登送给他的。最可恨的是主席送给他的中药，他也叫我去卖，结果没有卖掉，从这里可以看罗隆基是如此惟利是图。”

王兰的发言时间不短，但她仍说：“今天因为时间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倾诉来，总之，一年365天，一天一小骂，三天一大骂，从来没有见过他一次好脸，但是他对杨薇却是低声和气，满脸笑容，他对张东荪也格外亲密。”

罗隆基的警卫员张登智，是被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请来的第二个重发言的人。一上台，他即表现极大的义愤，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所是‘拘留所’。他去衣服，又辱骂裁偷了他的布。他对烧气的工人百般为难，他规定气只烧到75度。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一些，他就骂：‘你们要死我吗？快给我拿扇来！’有时烧低了一些，他又骂：‘我是病人，你们要冻死我吗？’罗隆基还常骂警卫：‘我要打电话问罗瑞卿，是叫你们来保卫我的，还是监视我的？”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揭发罗隆基在国外斤斤计较生活享受的事情。说他每到一个地方，总同别人比住的房间，比汽车，甚至连中华牌香烟也要比，看谁筒烟，谁纸包的。1955年到赫尔辛基开和平大会。代表团第一天的夜抵达莫斯科，大家都很疲劳，而住在六层的罗隆基忽然打电话给住在一层的工作人员，问：“你们怎么分房间的？为什么我的房间里的浴池没有？”等翻译找到旅馆的服务员一同爬到六楼，他又说：“不用修了，我今天不洗澡。”这些工作人员还说，他每次国对开会没有兴趣，最兴趣的是看国电影和杂志，遛大街，办货。他借公家许多外汇买衣料、药品和香烟。不仅自己买，还给浦熙修和女儿买。

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厅的人揭发罗隆基每逢育馆有彩的球赛，总来要票，一不如意，就大发脾气。他曾直接打电话质问：“为什么党员长可以坐主席台，而我这个四级长却不能？主席台的请柬都发到哪里去了？”

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说罗隆基1956年11月川视察，大摆老爷架，持单独坐一辆小轿车，不与他人共乘…

罗隆基这个人的个表现，就象一戏。好不好、彩不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曾说：“小事一百条也不要。”象他这样的政治家，没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政治斗争。古人讲：“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千万别低估这些小事、琐事，它们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造，若捆绑在一起，便有了很的杀伤力，不仅让面的罗隆基丢尽了面，而且还给他制造一副形同恶的嘴脸。当一个人被推至险境，这无可逃遁的告密、叛卖，也最为惊心动魄。

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特别是12月21日、22日、23日连续3天在丰盛胡同中直俱乐行的战斗，使心力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在12月26日这一天，终于低下了昂的：从发誓“把自己的骨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谋活动。”——这个检查由于符合泽东定下的结论，而获得泽东的认可。统战、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松一气。因为经统战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三个月反右派斗争计划要》里，必须时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罗隆基是最后一个被拿下的。而这一刻，距离规定的期限仅有4日。在拿下他的当晚，工作步骤已经落后于其他党派的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立即遵照统战要求，着手讨论右派份的理问题。

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泽东于建国后在知识份群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运动，无一不是在反反复复、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检查、反省、代、检举、揭发、批判、斗争中，控制环境，控制被批判者人。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产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境，张的情绪，加上持久的社会压力和反复的思想输，在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的时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是暂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此外别无路。西方学者的分析很辟，但父亲和罗隆基的认罪服输，又略有不同。

父亲认罪在先，而且很快，对此，章乃曾嘲笑他“没有骨气”而父亲是这样对家人解释的：“你不认错，难让中共认错？老什么时候承认自己错了？再说，我不低，继续下去，这个运动怎么收场？那些受我牵连的民盟、农工（指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又该怎么？我不晓得自己现在是政治家，还是别人说的政客，但我知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败的能力，尽量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罗隆基投降在后，且迟疑再三。7月上旬，他从统战谈话回家，对秘书说：“李维汉对我还是很客气，当年对张东荪可不是这样。”那时的罗隆基，对自己的结局还没有充分的估计。8月在人大会议期间，罗隆基虽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对秘书说：“人大多撤消我的长职务，不会取消我的代表资格。”几天后，在会议闭幕前夕，他决定写一份“初步代”忽然听到父亲和章乃要在大会上检讨的消息，他急了，秘书尽量快抄自己的代草稿，并说：“我不去代，要吃亏。”在对他的批斗达到围剿程度的时候，罗隆基不仅到了“被”的可怕和心碎气绝的哀痛，而且开始把代认罪与事情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考虑了。于是，他一再对秘书讲：“这事将来怎么收场呢？总不会送我们去劳改吧！”所以，他是在不断地打探摸底、权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尽后慢慢倒下的；是一非常现实的原因，使他认了输，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罗隆基节节败退的过程，当然也得益于罗隆基的格：边的秘书分明是个告密者，他还一直视为贴心人。

（19）58年1月下旬，父母双双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要他们去参加26日下午2时半在北京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17次（扩大）会议。父亲请了假，让母亲去，说：“有一双耳朵听，就够了。”

会议开到6多，肚空空而并不到饿、满凉气却不觉得冷的母亲走在归途，已是华灯初上。门铃声一响，久等在家的父亲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并叫我：“小愚（我的小名），快去接我们的妈妈。”

母亲懂得父亲知详情的急切，洗了把脸，接过茶，便细述会议的情况。她说：“老罗（隆基）去了，还看见潘光旦、曾昭抡、钱端升、郭翘然、哲民、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浦熙修、黄琪翔、钱伟长、刘王立明、陶大镛。广东的丘哲、上海的沈志远、四川的潘大逵、陕西的韩兆鹗没有来。会场的空气非常张。别说左派不理右派，就是右派之间，也互不理睬了。”

其实，心情张的不止是被宣布理的右派，还有坐在主席台上的史良，她非常担心罗隆基不服理，所以在天（25日）晚上举行的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反复调并一再叮嘱：“在座的同志要好思想准备，若右派份对自己的理表示接受，确已低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态度表现不好，我们应及时展开批评。”

会上，胡愈之先人员席情况说明，由沈老（钧儒）宣布开会，过了不久，便由史良接替他当主持。崇民代表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作《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报告》。杨明轩作《关于理本盟中央一级右派份的工作经过说明》。然后，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提《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理党派内右派的若原则规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的决定》（草案）。这些规定和决定在史良主持下，举手通过。

当“不划不”、“划而不”、“又划又”（“划”指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份；“”指上资产阶级右派份的帽）等一大串名词儿从母亲嘴里“蹦”来，我倍新奇。它们活象谱菜单上的“炸带鱼”、“五香带鱼”、“红烧带鱼”等名目，那么地丰富、别致，且又能在同一品类中现诸多差别。父亲和罗隆基同属“又划又”类，受降职、降级、降薪理。

母亲说：“民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59人划了右派，全都上了帽。他们占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三分之一。听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难过。可民盟中央的人，从大会主席到普通，居然都很振奋。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讨论和发言。发言的人里有左派，如徐寿轩，陈望、楚图南、刘清扬、邓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费孝通、叶笃义。左派表示衷心拥护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庆祝民盟取得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右派表示衷心谢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及时教育和挽救了自己。右派当中，最获宽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动地说——是党和盟组织使她从右派泥坑里爬来，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在讲这话的时候，我瞥了老罗一，只见他的脸气得铁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罢晚饭。母亲让我早早睡下，她和父亲卧室的灯一直亮着…

“君恶居下，天下之恶皆归焉。”从此，天下所有的坏名声，都归集到章罗的上。他们，开始了右派帽下的另类人生。

（19）58年季，民主党派结束了运动，恢复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后的民主党派工作，似乎只剩了两项事情，即政治学习和学习政治。父亲接到了民盟中央数次参加政治学习的会议通知之后，觉得总是请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些早，便选了一个旮旯的座位坐下，静候开会。没多大的工夫，吴晗、邓初民等人相继到会。他们一就看见父亲，却跟没瞧见一样，选的座位都离父亲很远。罗隆基来得最晚，他走会议室，发现基本满座。虽有零星空缺，但左派们的脸，个个难看。显然，谁都不想与他为邻，倒是父亲旁边有空位。

他犹豫片刻，才走过去。对父亲低声：“今天，我暂时和你联盟吧。”这话，让父亲记起了那摔成三节的拐杖和永不联盟的誓言。